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及重要性

说起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联想到艺术具有教育人的作用，人们好像更容易理会和接受。

在我国，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最看重艺术的这个功能。他认为：做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道德（礼）和艺术（乐）只有相辅相成地结合在一起，人类才能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艺术的发展，只有达到了尽美又尽善的程度，才算是得到了完善。所以，当孔子看到，原本应该在周王庭前上演的八佾舞，却在诸侯那里演出后，气愤不已的他对学生季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在编《诗经》的时候，对于选录的对象，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思无邪”，即不虚迂。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的诗，人们读起来、学起来，才能有益于培养良好的品德，拥有一颗率性自然的赤子之心。另外，他还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表现风格，希望人们能够通过这样的风格影响，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由于孔子的思想在后来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教育和制度建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他的艺术观念也就很自然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观，也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功能的看法。具体而言，就是艺术家们在创作活动中必须积极地贯彻文以载道的思想方针，而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必须关注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力求得到教益。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非常重视艺术的教育功能的哲学家。他非常喜欢古希腊的戏剧艺术，并把悲剧当成自己开展艺术研究的对象。他认为：恐惧和怜悯是衡量悲剧情节表现优劣的主要因素。假如一出“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1]的悲剧，无法引起你的恐惧与怜悯之心，那它就是一部失败之作。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这么看重这一点呢？这就与他对悲剧艺术的功能认识有关。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认为：悲剧培养了人们心中不良的情绪，败坏了我们人类天性中最优秀的部分。他说：“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12]而亚里士多德则挑战了柏拉图的看法，他认为：“悲剧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疏泄。”[13]它使得人们平时在生活中积郁在心中的哀怜与恐惧得到正当的发泄，从而达到消除内心痛苦、恢复内心平静的作用。

悲剧并非像柏拉图所言，是一个害人的东西，反而是一个有益于人的东西。人们在观赏悲剧时，一方面宣泄掉了心中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也重新思考了人生，明白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净化说，听起来很像是在强调艺术的心理治疗功能。其实，按照古希腊人的生活观念，能够在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静心态和冷静态度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因而强调悲剧的净化功能，其实就是在宣扬一种道德，让人们的精神状态在悲剧的感染下回归到正常的心理秩序当中，做一个正常的人，也就是理智的人。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教育功能的强调更是直截了当，他说：“音乐的价值就在于在闲暇之时培养人们的理智。音乐之所以被列入教育科目之中，很明显其原因就在于此，是作为自由人加强德行修养的一部分。”[14]

古罗马诗人兼理论家贺拉斯也非常看重艺术的教育功能，他提出的文艺发展理论就是寓教于乐说。他在《诗艺》中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15]由此可知，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在看待艺术的教育功能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相当的重视程度。

普通人在看待艺术的功能作用问题时，通常也会非常重视它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言：“实际上，艺术是各民族的最早的教师。”[16]在人们真正认识到艺术这项活动的本来面目和真正目的之前，它的意义大都是被人们定格在工具或手段的范畴上，要么服务于人们的认知活动，要么服务于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利用在中世纪达到了顶峰。在欧洲的中世纪，图像被人们看作“是为不识字的人准备的《圣经》”[17]。在正统的基督徒眼中，艺术并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文化价值，只有服务于宗教文化宣传的功能。一旦艺术的发展超越了这样一个界限，它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在我国，早在夏商周时代，青铜器就被视为礼器，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18]这段录于《左传》中的文字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鼎”这件礼器的文化功能，它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象征，为了震慑，让人民知道善恶。正如上文所言，把审美活动和道德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审美文化发展中的传统，从思想上来讲，孔子把这一内容表达得十分清晰；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表现至少在夏商周青铜文化发展阶段就已经成了主导。(www.xing528.com)

“美是德性—善的象征。”[19]艺术具有通过教育提升人类道德品质的功能，这一点是事实确凿的。从原则上讲，艺术也不应该以追求不道德或提倡不道德为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就只能作为宣传道德的工具，“把追求不道德看作艺术表现的明确目的是一回事，不把追求道德看作艺术表现的明确目的却是另一回事”[20]。艺术毕竟有自己的目的，有选择自己表现对象的自由。我们可以从艺术作品中领会出道德的意义，但是艺术对这些内容的表达，最多也只是象征性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所领会到的意义，也不可能是一个确切而又具体的内容。你可以从一个火炬身上看到象征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从它身上看到象征光明的意义。假如艺术与道德意义之间的联系失去了象征性，而是一种传声筒般的关系，那么，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的发挥就走入了邪道。对此，康德说得非常肯定：“口才和善于言辞（合起来就是修辞学）属于美的艺术；但演说家的艺术作为利用人类的弱点达到自己意图的艺术（不论这些意图可能被认为多么好、乃至如它们所愿望的那样实现地好），却是根本不值得敬重的。”[21]

艺术家可以在艺术创作活动中有意识地融入自己的道德感情，但是却不能让艺术表现活动变成一种说教，更不能让它变成一种政治煽动的手段。在他们尝试将美和善在创作活动中统一起来时，把握正确的方式、树立正确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设法做到寓教于乐和重视潜移默化的思想传播效果。

由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美国灾难片《2012》塑造了一位临危不惧、与市民共存亡的总统形象。在海啸即将吞没整个城市的时候，他不仅决定让科学家登上可以逃生的“诺亚方舟”，而且还与受难的市民一道，面对残酷的现实，接受命运的安排。相信绝大多数看过此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位可敬的政治人物，并为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所感动。在这部影片中，导演虽然是在着重刻画灾难场景，然而他在制造各种惊险画面和视听效果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刻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性格，借助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人性，宣扬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看完这样的影片，我们不会有那种被洗脑或催眠的感觉，而是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在电影场景的感染下，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一种思想教育，陶冶和净化了自己的情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也是一位非常擅长寓教于乐的艺术家。在《老人与海》这部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位不断挑战自我、梦想捕到一条大鱼的老人的形象。在险恶的环境中，他拼尽全力终于捕获了一条大鱼，然而，就在异常疲惫地驾船返航之际，一群鲨鱼来袭，结果硬是把刚才拼死抓到的那条大鱼吃得只剩下了一副鱼骨。在这部作品中，海明威没有喊什么惊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去宣扬什么人类的精神，花费大量笔墨去赞美老人身上的品格，他就是用短小精悍的文字很平实地讲述了一个貌似平常的故事，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故事里却展现了人类的精神，让人在读完这部区区五万多字的作品后，感动良久，沉思不已，由此获得的强大的精神感召，相信会让一个人受益终生。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思想性，体现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如何做好这样的工作，对于艺术家来讲，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也是对他们艺术才华的一次重大考验。

既然是用艺术的方式来教育人，那就不能像平常搞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活动那样，讲究强制和督导。文化和艺术作用于人，靠的是教化、感染，讲的是体验、共鸣，如果说，我们对一首曲子无动于衷，对一幅画熟视无睹，对一出戏不感兴趣，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接受它们所宣扬的思想价值观。另外，如果一件艺术作品让人在欣赏当中马上就看出它在宣扬或者劝导什么，那么可以肯定，这一定不会是一件特别好的作品。

通过艺术对人展开的教育活动，其效果的获得一定不能靠规劝，更不能靠强制，而是靠潜移默化，如春风化雨般地影响和教育人。读完岳飞的《满江红》，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民族感情油然而生；文天祥的《正气歌》，读得人悲情满怀，感慨之余，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浩然之气；“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大义凛然，豪气冲天，读这样的诗，受其感染，纵然平时是一个懦夫，当下也会被激发起大丈夫般的雄心。诗言志，艺术家只是在借物抒情，真实地表现自我，并非有意想针对什么人，开展什么教育。鲁迅说：艺术家“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22]。我们接受了艺术家的教育，只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感动了我们，并让我们在感动当中激活了自己的良知，升华了自己的感情。

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在长期宣扬道德文化的活动中，我们非常重视艺术的作用，把礼和乐结合在一起讲，形成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我们中国人不仅是最重视的，而且在发挥这种功能的过程中，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多的经验，其中有不少是促进人类艺术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值得世人好好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