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的审美认识功能及其积极影响

富于梦幻色彩的艺术居然可以发挥出审美认识功能，能够帮助我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水平，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件事乍听起来会有点令人费解。

在后印象派画家凡·高的名作《向日葵》中，我们认识到了什么？在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中，我们又听出了什么道理？还有，当我们吟诵完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会想到什么思想内涵？

假如你说你看到了向日葵，那凡·高画的向日葵和真的向日葵比起来，不能说是一模一样的。至于说音乐、诗歌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具体的思想和认识内容，那就更说不清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艺术肯定有它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它的表现形式当中存在着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感悟的东西。

有一位听众在听完音乐家贝多芬的演奏会后，向他询问其中一首曲子的意思，贝多芬很客气地为他重新演奏了一遍。等他弹完这首曲子，这位听众还是向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时，贝多芬就合上钢琴盖，平静地回答道：“先生，您想知道的东西，刚才我已经全都告诉您了。”作为一项事业，艺术家倾其一生的努力与追求，肯定不会只局限在某种技艺的磨炼上，也肯定不会停留在简单化的模仿或图解意义的发挥上，而是在努力实现自己对美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内容与我们的思想认识发生关系，并影响它们的成长与发展。由于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形象化的特征，是美的化身，所以我们在了解和认识这些蕴含在作品形式中的精神和思想性内容的时候，就不能像平常读说明书那样，直接获取确切的信息，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感受力和领悟力来加以理会，在有所感悟后，间接地作用于我们的思想与认识，升华我们的精神境界。

不论是按照黑格尔的美学观点——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还是按照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美是人的意志的表象世界，抑或是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主张——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不论艺术表现的是理念，还是生命意志，抑或是神秘的意味，这些看法或主张都让我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不仅在百花齐放的艺术世界中是有原则可循的，而且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活动中，其形式也是内容的，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标和有理想的。通过艺术，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形象内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意蕴，感悟到其中反映事物本质的内容。

后印象派画家凡·高是一个渴望并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当有人批评他不懂得用调出来的颜色画画时，他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不懂得调颜色，而是眼前的景色太美了，它让我来不及去调颜色。其实，真正打动凡·高的，不是自然的表象，而是隐含在这表象中的真实。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这样说道：“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3]凡是读过凡·高书信集的人都会知道，凡·高是一个爱读书、有思想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不可能只留下他的感情，而没有他的思想态度和观念。

东晋诗人陶渊明写过这样的诗句：“山色日夕佳，飞鸟将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在这些诗句中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眼前景，而且还有言外意。在他的忘言之乐中，最打动他的不是那傍晚的景物，而是由景色本身所揭示的大自然的本真。对于这个本真，他虽靠直觉意会到了，却无法言传，只能借助诗的语言，通过营造一种诗情画意来表现。而我们也在一种共鸣与感动当中，分享了他的感情，体会到了他想在诗中表现的“真”，于欣赏与回味之中，发现了自我，成为陶渊明的知音。这便是艺术在现实中发挥了认识功能之后，对观赏者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影响。

关于艺术的认识功能，人们很早便有所认识，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加以利用。

与“知天不知人”的老子相比，我国春秋时期的另外一位哲学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对艺术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如果在社会上大力发展以诗为榜样的文化事业，就能端正人心，培养出温柔敦厚、谦恭礼让的人品，使社会生活变得和谐安宁。

在孔子所总结出的艺术功能中，有两条与认识功能有关：一个就是“可以观”，另一个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可以观，就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艺术观察风俗之变。像他编的《诗经》中专门辟有“风”这个条目，里面全是他收集来的当时各地的民间诗歌。通过读这些诗，肯定有益于人们认识、了解各地的民风民俗，以及社会、历史方面的一些情况。而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个就更好理解了，既然艺术来源于生活，诗人在诗词中肯定不会少了对风物景致的描写，通过欣赏艺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自然与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与见闻。(www.xing528.com)

在古希腊社会，重视理性的古希腊人更加看重艺术的认识价值。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在他们的学术观点中，有一个最具影响力：“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5]在他们看来，美的艺术必须要体现出数的和谐关系。“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6]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的思想，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古希腊雕塑家和建筑师的创作行为。

今天，当我们站在古希腊神庙建筑前，面对独特的造型，内心依然会被它深深地打动。这里面有来自风格方面的影响，也有来自风格形式内部因素的感染。因为在古希腊建筑师看来，一座建筑不仅应该具有实际的用途，而且在设计上还应该体现宇宙的法则。正如美国艺术史学家温尼·海德·米奈所言：在建筑设计上所体现的“均衡意味着秩序、极端的精确与关系：这些都映射着自然和宇宙的和谐，其本身就固有着美。”[7]想要真正地发现古希腊的雕塑、建筑艺术之美，就应当从这个角度去观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欣赏古希腊人的艺术杰作时，也就是在认识自然和宇宙。

在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上，艺术以其形象、直观和感人的特性往往能够发挥出非常好的作用。

比如，为概括出年轻人的充满活力与干劲的特点，毛泽东当年用了这样的比喻，他把年轻人比成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的这个比喻马上就引起了青年人的反响，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鼓动作用。但是，比喻毕竟不是事实，年轻人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毕竟不是那个太阳。如果有些人平时缺乏观察，对于这样的表达，就难以理会其中的意义。如果人们对于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有着不同的经验，他们在理解上也会出现偏差。所以，对于由形象化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真实性内容，如果我们想知道它是什么，就只能凭个人经验去意会，而不可凭理智去较真。如果真从认识的角度来求准确的答案，那么，艺术就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在揭示自然奥秘的作用上，艺术不如自然科学。在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把握历史上，艺术不如社会学、历史学。不过，在传播科学知识、开展文化交流、丰富人文思想方面，艺术倒是能够发挥积极而又独特的作用。目前，在电视媒体上，很多科普节目都是通过艺术的手法拍摄的。人们通过收看这样的节目，既满足了艺术审美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也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认识了世界，懂得了一些科学常识。因此，社会对艺术的审美认识功能的利用和发挥，要在实事求是的认识基础上，讲究合理的方式和有效的方法。否则，一味地突出艺术的这个功能，就会让艺术失去自己的本色，把这种审美文化降格为类似看图识字这样的文化普及工具。

艺术的审美认识功能原本是人们在从事艺术活动时自然展现的。艺术家除了是一个掌握了特殊技能的人，还是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不但拥有一门手艺，而且也有着自己的灵魂和人格，它们会随着创作活动的开展融入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当中。换言之，在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中，一定会含有创作者个人的趣味、情感、立场与态度。只不过这些东西都只能是如盐化水般地和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只有通过直觉和感悟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从而得到思想上的启迪。

比方说，鲁迅先生在塑造阿Q这个文学人物形象时，他并没有指出这个人物身上的优点与缺点，也没有告诉我们，他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是为了揭示国民性，这些意义都是我们通过实际阅读，仔细品味而领会和感悟到的。一旦我们在艺术欣赏活动中体会到这些，除了认识到作品的深刻性外，还会形成自己对艺术品位的要求，认为：凡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把整个人生都包容在审美形式之中，让艺术表现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西方的古典主义艺术创作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在古典主义美学家看来，只有美和真的结合，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歌德在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时说：“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个美丽西洋镜，世界历史拴在一个看不见的时间线上从我们眼前滚滚而过。他的布局，按照通常的看法，不是什么布局，但他所有的剧本都围绕着一个秘密点运转（这个点还没有一个哲学家看到和确定过）。”[8]这个“秘密点”就是我们需要透过艺术表现形式来真正加以认识的对象，即美的规律。

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天分把握住了这个内容，并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它，从而体现出艺术形式本身的价值。离开了这个“秘密点”，整个艺术表现形式就会瘫痪，我们通过艺术所得到的“知识”，就不会是艺术这个媒介形式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东西。对此，哲学家尼采说：“也许我所不理解的未必是不可理解的？也许还有一个逻辑学家禁止入内的智慧王国？也许艺术竟是知识必要的相关物和补充？”[9]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不能被人用来传播知识，宣传思想，只是说艺术在发挥这种功能的时候，一定不能脱离自身的轨道。只有这样，美和真的结合对于艺术的发展来讲，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