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而现实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离开政治力量的保障,是无法实现的。一个人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却总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虽然艺术具有超越历史的永恒价值,艺术家可以按照艺术的规律相对独立地开展艺术创作活动,但是,我们因此就说艺术家的生活可以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和政治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就未免走上了极端,变成了天方夜谭。
首先,从理论上讲,“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与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恩格斯的这番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基础决定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上层建筑各部分内容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假如我们赞同这一理论,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艺术是不可能不跟政治发生关系的。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艺术与它的关系不但分不开,而且联系还相当紧密。
其次,就艺术文化的现实发展情况而言,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也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方面,“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17]。另一方面,艺术家在社会现实重压之下,也必然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怀。19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的代表人物米勒是一个不大关心政治并主动远离政治的人,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评论在其作品《拾穗者》中,三个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隐现着造反派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正像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什么时代产生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那是想象力被惊心动魄的景象所激动,就会描绘出那些未曾亲身经历的人所不了解的事物。……这时,情感在胸中积聚酝酿,凡是具有喉舌的人都感到有说话的迫切需要,必须畅抒胸怀而后快。”[18]残酷的社会现实在带给人苦难的时候,也让人们对生活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有了希望表达积蓄在心中的情感的强烈愿望,当这样的作品问世以后,你能说它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吗?
不过,政治影响艺术,艺术也影响政治。在我们强调社会现实文化艺术自身对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艺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对现实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过去,机械唯物论者或庸俗社会学的文艺论者在看待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偏重于反映论,即重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艺术文化的主宰力,强调艺术文化对一时一地的社会政治风云的镜子式的反映以及它在宣传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具体而言,它们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在艺术和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和全部生产关系之间有一种明确的联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艺术本身转化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虽然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它也可能落后于或兴发于社会变革。
第二,在艺术与社会阶级之间有一种明确的联系。唯一真实的和进步的艺术就是代表上升阶段的艺术,它表现这个阶级的意识。
第三,政治性和艺术性,革命的内容和艺术质量达到一致。
第四,作者有义务表达上升阶段的利益和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是无产阶级)。(www.xing528.com)
第五,没落阶级或其代表人物仅仅只能产生“颓废”的艺术。
第六,现实主义(在多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最切合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此是“正确的”艺术形式。[19]
对于这些论调,以马尔库塞和阿道尔诺为代表的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上述观点予以了猛烈的反驳,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
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念不同,他们在肯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就艺术而言,他们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地研究艺术在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力,就没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不仅属于一个特殊阶级,而且属于作为“类的存在物”[20]的人的意识。它不仅与现在的社会直接相关,而且与整个人类社会有关。为了让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作用,让它与政治建立一种真正的关系,马尔库塞和阿道尔诺提出了极其相似的主张。马尔库塞说:“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这一概念的本意不是要美化所给予的现实,而是要建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与所给予的现实相对抗的现实。”[21]阿道尔诺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艺术在现实社会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他说:“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是不能直接从社会中推演出来的。”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道:“艺术成为社会的东西宁可说是由于它的同社会对立的立场,它只能作为自律的艺术才与社会发生关系。当它作为自己的东西使自身在自身内结晶,而不是逢迎现存社会的规范和使自己有‘社会有益’的品格,它通过自己的单纯批判着社会。”[22]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假如艺术文化在现实中的发展没有体现对现实的批判色彩,那么,它实际上就没有和现实发生关系,它自身的存在也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谈论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只能是产生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结论。充分体现批判色彩的艺术,必须让自己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按照自己独立的性质,即自律性去发展自己。艺术家在这个方面表现得越积极,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越是体现出政治性,正如本雅明所言:“一个文学作品的倾向只有以文学标准衡量也是正确的时候,它在政治上才能是正确的。”[23]而革命的艺术只有变成艺术的革命才有现实的意义。
由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理论家阐释的艺术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宣扬了人的主体性对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为了让艺术文化能够在现实中发挥能动的作用,把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受到压抑的主体性解放出来,让他们从异化的社会走向理想的自由王国,艺术家们就必须坚持不让艺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坚持走自己的路,用审美的现代性反对社会的现代性。
你不找政治,政治会来找你。艺术在现实中的发展,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也不纯然是被动的,只要艺术家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以合乎自己身份的方式投身于社会现实或政治生活当中,就可以对现实中的政治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主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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