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儿童福利社：抗战胜利后首个儿童节庆典

王仁风□

抗战期间，我参加抗日救国会，进行过一些地下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我仍想为国家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但做什么呢？我曾在女师学过教育学、心理学等，实践过小学、中学教学。我想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想强国就得从儿童教育抓起。于是几经考虑，在抓儿童教育的同时，开展儿童福利工作。

先干什么呢？先出版儿童刊物吧。可只自己一个人干，有困难。正好吴儒贞（她和我妹妹文玉是耀华学校的同班同学）常来我家。我就与她商量着编写出草稿。但是不懂怎样付印，又不知找哪家印刷厂好，我就托我就职的大达保险公司的外勤王钧给顺便找印刷厂。当天晚上，他就到我家表示他愿意参加这项活动。于是，三个人研究着给刊物定名为《新二代》，取其为祖国培养新的理想接班人的意思。出版单位就写儿童福利社。通讯地点暂写当时我家的住址——桂林路协兴里8号。印刷费由我卖家里的旧衣物，凑了点钱，想待刊物出版后，收回一些钱，再一期一期地倒着印。

国庆节后，印好的创刊号摆在我的面前。清早，我们把《新二代》先送给附近的小学校，请校方代售给小学生。将近中午，就有许多小学生敲门而进，表示欢迎《新二代》，还提出不少希望。傍晚，我的女师同学毛韵珊来找我说愿意一块干。从此，毛韵珊、毛韵书姐妹俩来了。不久她姐妹俩提出儿童刊物应该有儿童连环画，这样又有萧英华加入。她妙笔画出的“团团与圆圆”逐期在《新二代》刊出，更引起儿童们的阅读兴趣。儿童们爱看《新二代》，不少小学生踊跃投稿，连因病休学的儿童也寄来自己画的故事画。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此，毛韵珊、毛韵书、萧英华、吴儒贞、王钧和我（只有王钧是男青年）六个人为了同一愿望——用业余时间尽义务为祖国培养新的后代形成了一个整体。六个人经常是晚上在我家聚会，总要忙到很晚很晚，有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有困难共同努力克服。《新二代》先后共出十几期，先是半月刊，又改月刊，又改不定期，头几期是32开本，后改16开单张，内容有：儿童故事、笑话、诗歌、歌谣、谜语、科学小常识、历史知识、连环故事画、小学生来稿等。

儿童福利社的工作，由于六个人的艰苦努力，并得到许多热心人从旁赞助，开展得相当快。在出版儿童刊物《新二代》的同时又办起了失学儿童义务识字班。首先在法国教堂前，借用毛韵书、萧英华任教的小学校的教室开班。由毛、萧二人亲自在每周一至周六清晨义务讲课。继而在土山花园附近，借用四友小学的教室开班，由毛韵书照管，请得辅仁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薛迪燕（她是我小学同学）及耀华学校高中几位男同学义务讲课。不久，又在城里中营小学、杨家花园附近勤敏小学、东马路民四小学分别开班。后来又在河北大经路文教馆借教室开班。失学儿童参加学习的非常踊跃，教师们教学热情极高。如耀华学校高中姓周的男同学，清晨讲课，晚上还找我们来谈自己搞好教学的设想。

在出刊物、办义务识字班的同时，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种活动，经常参加活动的有津中小学、志达小学、西开小学、耀华小学等校学生。课后练习唱歌、讲故事、演话剧等。自1945年冬开始到天津广播电台儿童节目时间演播，每周一、二次。演播前为保证质量，请津中小学的郝奈罗老师和她的妹妹帮助排练。演出时，郝老师的妹妹还随着儿童们到电台伴奏。演播效果曾被电台评为最佳。演播活动到1946年秋停止。

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儿童节庆祝大会（1946年4月4日）由教育局负责筹办，在中国大戏院举行，儿童福利社和一些小学一起参加演出了节目。当时的市长杜建时，坐在台上左侧，也在注意看、听。大会当场讲评演出成绩，儿童福利社的钢琴独奏、英语剧受奖。当晚天津广播电台请英语剧小演员们到电台播音。转天，《民国日报》报导了大会会场情况。(www.xing528.com)

1946年暑假，儿童福利社在兴安路借到社址，秋季开学时办起了不收学费只收些杂费的日校和失学儿童义务识字班，并组织在学儿童成立“新二代消费合作社”，参加的小学生每人缴会费1角。由于资金不足，只在1946年秋冬办过二三次廉价布、油等。“新二代图书馆”由我带头拿出自己的存书，常参加活动的小学生也拿出一些，供儿童们借阅。为更好地开展儿童文艺活动，也为便于给儿童福利社募集资金举办义演，结合一些人的业余爱好，在暑期末组织起“生生剧艺社”。取名“生生”，意思是：这个剧艺社是由儿童福利社派生出来的，以后儿童福利社可能还会“生生不已”。参加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学生及一些单位的职工。既然是剧艺社，就不只是演剧，而且要研究话剧艺术，所以，除了晚上聚会排练话剧，还在星期日早晨进行剧艺知识研究。生生剧艺社曾排练了《生死恋》，定于1946年初冬演出，由于临时借用的剧场出了问题，未演成。大家提出希望到电台播音，经我与世界电台联系，自11月份起晚上在世界电台播出话剧。大家演出过《雷雨》、《日出》、《钗头风》以及世界名剧《恋爱与阴谋》、《生死恋》等等。后来成为天津著名演员的颜美怡就是从生生起步，开始她的话剧生涯的。生生剧艺社于1947年5月停止活动。

儿童福利社的工作开展得尽管快，可是困难重重。首先是钱紧。《新二代》创刊号发出后，陆续收回来的钱顶不上一领纸的钱。每次出刊前，都要为纸张费、印刷费等等伤脑筋。我只有卖家里的东西凑钱。毛韵珊曾有两次眼里闪着泪默默地把自己由亲戚家借来的钱递到我手里……

更难以承受的是处处关卡，寸步难行。《新二代》得按出版刊物规定，到中宣部天津办事机构登记。我跑了好多次，根本办不通。经办的人不接待，态度上就是怀疑刊物有什么政治背景。《新二代》刚出版一两期，中宣部竟寄来通知“勒令停刊”。我们六个人研究决定：一方面继续办登记，一方面继续出版。

义务识字班学生是不少，可是有些学生常不能按时到班上课。学生及家长讲：“生活困难呀！用上课的时间干点什么，还可以有点收入。”有的学校借给教室后不久，就闹收回，如四友小学校方反映：“日校的学生一看到穿戴破破烂烂的穷孩子到自己上课的教室来念书，就不愿意再进教室上课了！……”

为了突破阻力，开展对外宣传，并听取有益的指教，1946年初一个星期日早晨，借成都道附近男青年会教室开对外的第一次座谈会，会上由我介绍儿童福利社的组办目的及工作内容，然后请到会人指教。到会人多是一些小学生的家长、教师，……，热情承印《新二代》的印刷厂经理也到会，还有《中华日报》、《青年日报》记者。会后《中华日报》报导了儿童福利社开座谈会的消息。

这次座谈会后，原抗日救国会的高澄、刘畏吾（当时，高是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科员，刘是社会局工运科科长）相继找我，主动表示愿意帮忙。我正为打不开局面着急，就由高澄联系，中宣部准予《新二代》“暂行备案”。刘畏吾带我去见社会局局长胡梦华后，社会局准予儿童福利社“暂行备案”。但儿童福利社一直处于重重困难中，没有经费、没有房子，我最后于1947年退出儿童福利社，最后由高澄做了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