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汉阁、马际融和张中行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中的记录

在回忆《新生》工作时，想写两位已故的报人——凌霄汉阁和马际融，另一位是仍健在并勤奋笔耕的张中行老人。

徐凌宵，字云甫，凌霄汉阁是他的笔名。原籍宜兴，流寓北方，在报界工作30多年。20年代，他以徐彬彬署名给上海《时报》写北京通讯，名噪一时。30年代，和他弟弟徐一士合写的《凌霄一士随笔》，在天津《国闻周报》连刊，读者是很熟悉的。从20年代后期，他专事京剧研究，所写剧评着重剧情的分析和探索京剧发展的规律，他为文独立思考，最不喜随声附和，从不吹捧角色，这种高格的文笔，源于他高格的人品。不像后来有些报人，一提到演员，先冠以什么艺术表演家的头衔，犹嫌不足，还得加个著名两字。他的剧论独树一帜，深受读者及京剧爱好者的赞扬和尊重，或可以称为权威。40年代我在北京编刊，常约凌老撰稿，因得和他熟识。1947年，我专程去北平请他为《新生》写《谈荟》稿，希望所写掌故杂感能与时事相联系，以昔说今，或扩而大之，包括国内外大事，均可随时取材，新旧对比，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凌老对我的不情之情表示同意，并写了一篇《一个报人必须的声明——老朽鼓勇而前的意义》刊于《新生》副刊《报与报人》第43期（1947.11.5），叙述给晚报写稿的一些想法，他说《谈荟》所记旧闻掌故，非为掌故而掌故，乃作解释新闻之用，为知新而温故。

凌老按我们谈好的范围，自1947年9月起，每天一段，一年多的时间，长短约300多篇，先刊一版，继在三版副刊及四版本市新闻版。每由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事起，忽而说到民初，忽而说到晚清，或追溯更远。1948年蒋记“国大”在南京开会，天津有一候补代表赵遂初为争出席，备了一口棺材陈列会场。凌霄文说：刘禅、孙皓投降时，皆“舆亲面缚”自表死罪。又举明海瑞拼死诤谏，皇帝大怒要斩首，同朝大臣说，此人已备棺材，本不求活，帝一笑息怒，棺材反救他一命。（1948.3.23）又针对报界不正之风，举民初政客例，称“北京政府官僚做发财亏心事，照例敷衍报馆，先拣有势力的‘无冕皇’送‘堵嘴费’”（1947.10.12）在提到国民党官员贪污时，引《乌盆计》剧中赵大之言：“人不发横财不富，马不食夜草不肥”，但地方官贪污不过剥民纳贿，对于库藏，绝不敢大搬大运。（1947.10.18）凌老对社会上的细微小事，也常做专题讲述，如国民党发行大钞，物价一日数涨，工资一般均发至几十万，他竟想到那些元、角的小票哪里去了。他还将北京白云观烧死老道事，旧天津租界巡捕（洋人雇的华人警察）对市民的气焰，甚至把北京的粪夫（天津俗称为磕灰的）写成羌郎的生活专文。

凌老的文笔犀利轻松，平静幽默，一如老僧说禅，略无浮愤之气，常将大军阀姓前加一老字，如称袁世凯为老袁，称段祺瑞为老段，也将希特勒、墨索里尼称为老希、老墨等。

凌老住在北京宣外校场头条，一连两间宽敞的客屋，古色古香的陈设，保持着宜兴故乡江南小城的特色。他那清癯的面庞，炯炯有神的目光，显现老人刚正的性格。每次见面，略事寒暄，就转入写作正题。

凌霄汉阁在20年代为《时报》写通讯，与黄远生，邵飘萍被称为报坛三杰。《时报》给他稿酬千字15元，月稿费达500元，彼时物价面粉一袋不足两元。而《新生》送他稿酬，虽破格从优，对他来说，也属微不足道。一次我去北京谈及此事，他不待我说完，就连连说：“不在话下，友谊为重，勿提勿提”。

凌霄汉阁生于1886年，逝于1961年。

马际融，河北吴桥人。我们结交于1940年，一直在一起编报刊。《新生》创刊，他任总编，我任主笔。他分管副刊及本市新闻，其余我包揽较多。有关编辑部的事，虽是我俩共同研究，但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工作上从不粗枝大叶、敷敷衍衍，因此我出外时，有他在，十分放心，我两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朋友们说我们是焦不离孟。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热心助人，群众关系好。(www.xing528.com)

说起我和际融相识，还是通过王森然先生介绍的。1938年我在天津市师教务课当职员，森老在该校兼课，早在30年代初我就拜读过他的著作《近代二十家评传》。他家在北京，每周两地跑。1939年我在北京当编辑，约他继续撰写评传。一天，他转来一篇小说稿，说是市师同学马致恩的堂兄马际融写的，小说写得不错。以后马际融又多次投稿，我也经常和他通信。那时他在吴桥农村教书，笔名用“囚鹰，”自喻有翅难展之意，以后谐音改为秋英，他很希望做编辑工作。一年后，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介绍他到北京做文艺编辑。我两人常结伴到太平仓北下洼子二号森老的“杏岩书屋”作客。

《新生》初期，际融家在北京，一人住在报馆，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以致创作较少。他写小说多以农村为题材，很有特色。曾以马骊署名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太平愿》和《骝骅集》，杨义著《中国当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对他的创作曾有高的评价，还有一些书刊也有类似的评论。抗战前他在北平求学，写的新诗常受到臧克家先生的指导。他的诗作很多散见于各报刊，惜未能结集出版。

1949年天津解放，我和郭镛、张守谦、际融筹组大众书店。我负责天津店，郭和守谦分别负责北京和上海店，际融和李景慈分管津京两店的编辑。这是党领导的私营书店。际融为天津店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书。1949年10月，共和国诞生，际融以方健署名与诗人赵青勃合编了歌颂新中国的第一部诗集。

1951年际融调入统战系统，参加天津市民革的筹建工作。后任市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及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他编报刊多年，养成字斟句酌及一双善于挑错的校对眼睛，即使后来在政协等机关工作，起草文件或做计划，写总结，也多亲自动手，甚至连标点也不放过。由于工作忙碌，把多年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也被迫改了，平时有病也拖拖拉拉，不去医治，把工作放在绝对第一，以致积劳成疾，竟于1985年6月7日骤发心脏病抢救无效，遽然离去。

我与张中行先生是编辑和作者的老关系了。解放前他在中学、大学教语文，解放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在朋辈中，他是善于治学的人。1947年约他为《新生》写点东西，商定每周六发一篇《周末闲谈》，笔名张行健，作为专栏发在一版。后改为《一夕话》，内容多对国民党的统治冷嘲热讽。他对要人们的连篇谎言深恶痛绝，曾在《一夕话》中，仿孔子的话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继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疑其行。”中行为《一夕话》所写的杂文，多类此辛辣之笔。他的《一夕话》发在一版右下方，与左下方的凌霄汉阁《谈荟》相邻。以后这两个栏目移到第三版副刊，仍是一左一右，好像长年结了伴。成为晚报叫座的栏目。

有一次中行来津，饭后无事，我提议到光明影院看场电影。他顿时把脸一沉说：“我因不愿看那蒋光头，就连电影院也不进！”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美化蒋介石，令各地影院在开片前，放一个蒋着戎装的半身镜头，要全体观众必须起立致敬。中行对此甚为厌恶，发誓不看电影。

中行通佛学，立论多警辟。有时来津我陪他去兴善寺，续可和尚支持中行编辑佛学刊物《世间解》。建国后中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曾写了几本语文方面的书，如《文言与白话》、《杂谈作文》、《谈文论语集》、《诗词写作丛话》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思想解放，奋笔如飞，写了大量的散文小品，如《负暄琐话》、《续话》、《三话》、《留梦集》、《桑榆自语》、《张中行小品》等，还系统地写了《顺生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等书，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称《顺生论）为“一部近代论语”。（《中华英才》）1994.17期）。有人说他是：“大器晚成”（《文摘报》1994.9.18）。实际他从事写作已经60年，不过近年所撰文字，更加老练奔放，文笔更加从心所欲罢了。周汝昌先生说他行文，不像老年人，而是生气流动，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文字。读其文，像一棵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值得一提的，是他以近9旬高龄，其笔耕之勤，写量之大，在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