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送报学生和报童学校

在晚报经营中，我很欣赏常小川倡办的两件事：送报学生和报童学校。

晚报和日报不同，日报清早出版，报贩可以卖一天，品种多，印数大，订户也多，报贩投入的时间长，赚钱也比晚报多。晚报卖的时间短，尤其冬季出报不久天就黑了。读者找报贩订阅的少，多靠沿马路叫卖，还受天气影响，遇阴雨大风。卖得更少。

根据晚报发行不稳的特点，应发展订户，每多一个订户，晚报就多一份稳定。但订户散，一条马路不一定有多少订户，如何投送是个难点。常小川想了个办法，招请家境不富裕的中学生，利用下午课余时间送报。这个办法不是创举。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因派报社挟报童威胁报社，他买了100辆自行车，用一些失学或失业青年，一面在街头巷尾叫卖，一面给订户直接送报。

在晚报刊登广告，公开招考送报学生数十人。由常小川通过丁懋英大夫的兼职单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津机构，捐赠一批新出厂的自行车。丁大夫是基督教徒，是天津女医院院长（即有名的东门外水阁医院），她对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很热心。报馆制做了一批白帆布报袋，系在自行车的大梁上，上印“新生晚报送报学生”几个大红字。第一天送报时，还在报馆大门前拍照片，刊在报上。几十个学生推着新的自行车，在便道上一字儿排开，很是气派，晚报每天在本市新闻版上边线外，登一行字：“本报倡导青年劳动，专用本市各中学清寒学生送订户报，赞成此举者请直接向本报订阅。”(www.xing528.com)

常小川在发行上另一创举，是设立报童学校。晚报的发行，主要靠各派报社拥有的许多报贩，其中绝大多数是报童，少数是16岁以上的青年。这些报童都是家境穷苦的失学儿童，早晨卖日报，下午卖晚报。这些报童每天在出报前就聚集在报馆门前一带便道吵吵嚷嚷，混骂乱打。因为出报时间早晚不定，报童大都早些聚来。报童学校就是利用这段空隙，把他们集在一起，学一点文化。校址设在靠万全道的山西路基督教会，一间大屋子作为教室。1947年3月2日在晚报刊登招生广告：校名为“新生晚报义务报童学校。”条件是凡在本市卖报的儿童均可入学，年龄限16岁以下，不限名额，愈多愈好。视学生程度随时分班，课本、纸笔、毛巾、肥皂、牙刷等由报馆无偿供给。山西路教会距报馆不远，下课时间以晚报印出为准。请了两位教师教课，一是际融的爱人贺国华，一是老友张守谦的父亲张建墉。那时守谦已去解放区，家庭生活有困难，我请老人家来教课，虽工资不高，也可略补家用。

报童学校开课以后，最明显的是报馆门前秩序大为好转，清静很多。常小川有时也从丁懋英大夫处搞来一些捐助的旧衣服、奶粉之类的救济物资，除给报馆职工外，也分给报童一些，报童们皆大欢喜。

晚报倡办学生送报及成立报童学校，在社会上颇有好评。这也是常小川思想开阔，不拘一格的作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