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报创办之初，我和马际融认为抗战胜利，应恢复国民经济，着手建设，以不打内战为好，这种幻想随着政治情况的变化，很快就破灭了。编辑部青年都为国民党的腐败与强暴所激忿，在报上多刊登揭露国民党的黑暗与丑恶的文章。虽然常小川一再叮嘱，说你们编报我不干预，但不要招惹是非。我了解他和社会上以及国民党的某些实力人物有些联系，觉得在报上或偶有不妥、冒点刺儿，也不至引起大的麻烦。
常小川在津有几个盟兄弟，他年长为老大，二弟为刘静远，老三为陈仙洲，老七为王鲁翘。陈是军统局天津站长，表面职务是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实际上掌握着国民党镇压人民的生杀大权。天津有句俗话，形容他的权力是“一跺脚，中原公司（当时天津的典型高层建筑）乱颤”。王鲁翘是稽查处督察长，陈的助手，也是个不平凡的人物。抗战期间，汪精卫叛逃河内，戴笠奉命派王鲁翘去刺杀。王是戴非常信任的贴身警卫员，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学生，身强力壮，有一手好枪法。这个暗杀小组事先做了许多调查和准备，谁料行动的那天，曾仲鸣的妻子方君壁突由香港来河内，汪精卫当晚将他住的宽敞屋子让给曾夫妻，不意却成了汪的替死鬼。
《新生》平时报道战事，每被认为“有刺激性”。1946年9月8日晚报刊登了一条解放大同的消息：“本报南京七日专电，张家口（已解放）广播称……现中共军队业占大同全部及郊区之半，巷战正进行中。”转天，有两个自称是国民党市党部的人，名叫杨广龄、刘正谔，带着穿制服持枪的人，气势汹汹地来报馆质问。际融出面接待，说明新闻来源。这两人蛮横地说，“你们这套宣传手法，瞒不了我们”。还说了许多吓唬人的话。常小川闻讯，就找陈仙洲向市党部解释。又托《益世报》副理聂国屏（常夫人聂玉清的堂弟）直接找杨广龄。经过两方面的疏通，风波始告平息。后来晚报仍不时用“本报北平电话”，“本报南京来电”等办法掩饰容易扎眼的新闻，当时其他报也常用此办法。
事后，市党部还对我们软硬兼施，通过某关系人带来党员登记表，希望晚报编辑部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对于这个令人厌恶的小动作，编辑记者们均嗤之以鼻。
贺照于1946年7月末晚报创刊时来津。他在中国大学还差半年毕业，于10月份回北平读完。1947年初又回晚报。常小川对于编辑部用人，一向尊重我的意见，但这次却明白表示不同意，问我对贺是否真了解。外间传说我们晚报有不稳分子，是否应在贺的身上。后经我郑重做了保证他才勉强点头。
对于晚报常常有一些带刺儿的标题和新闻，常小川每说我们年轻，火气太盛，多次提醒我注意。他讲话很婉转，怕说重了，影响我们的积极性。一次，我和际融正聊天，他见没有其他人，就进来插话，说你们不要以为人家（指国民党特务）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关着我的面子，早就出事了。这次他说话比较露骨，可能稽查处有人私下和他嘀咕了什么。不过他在旧官场闯荡多年，有些事只是点到而已。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他在天津的人事网络，对于晚报还是起了一些保护伞的作用。
1947年《新星报》创刊，我的同学张兴铂任采访主任，我推荐王起作记者。时间不长，出现了人事矛盾，我就让他转来《新生》。一次和我谈起他的地下工作身份，并说贺照是经他接线恢复关系的。王起于1948年辞职去北平。1949年任《人民日报》记者随四野南征。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11月14日《新生》发了消息：“北平日报载：本报录音，据中共新华社12日广播，石家庄内外近百余万人庆祝解放。民主政府已随军入城进行善后工作。”“传石门市长殉职。”时常小川已去台湾，我代管社务，有时即在报馆楼下门市部转悠。过了几天，一个警察骑着摩托送来一份公文，我正在楼下，打开一看，是市警察局给《新生晚报》的书面警告。大意说《新生晚报》对石家庄的失陷，大肆宣传，为共匪张目……实属蛊惑人心……着即给予严重警告。下边盖着蓝色橡皮签名图章：局长李汉元，副局长齐庆斌。这次警告，事先既未听到什么风声，事后也没有其他动静。我推想，这两个局长和常小川有私交，仅仅给个书面警告，可能他们在背后帮了一些不足为外人知道的忙。但晚报的作法，并未因此而稍煞。
1948年7月17日，市警察局又一次书面警告，内容是晚报刊载“大钞出笼，影响物价”的新闻，说是扰乱人心，危害社会。(www.xing528.com)
1947年末，常小川由台湾返津。解放战争的形势，已有很大变化。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各战场屡屡溃灭。国民党政府为加强统治和镇压，通知各报新闻中不得再称中共，一律改称“共匪”。并建立了“党政军联席会报”制度。北平有“华北会报”称为“甲级会报”，天津称为“乙级会报”。天津会报每周六举行，由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国民党市党部主委郭紫峻、副主委王任远、市长杜建时、警察局长李汉元，稽查处长李广和、保密局天津站长吴景中、宪兵20团长曾家琳等首脑出席。列席两人为中央社天津分社社长张家彦和《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会报内容通常先传达南京“特种会报”的指示，据此研究执行的具体措施，另外按照“戡乱建国”的方针制定各种决策，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同时接受北平“甲级会报”的指导。
那时国民党已到山穷水尽的处境，急到了“跳墙”的地步。《新生晚报》的内容自然也常常成为“会报”的话题。列席会报的中央社张家彦和常小川熟悉，有时在周一来报馆和常嘀咕几句：“常二爷，前天周六会报上又提《新生晚报》了，您要多注意……”。张走后，常就将情况告我。初时，我还有些紧张，赶忙翻翻最近报面上有无什么“不妥”处，又想想近来和朋辈交往中，有何引人注意之处。张以后又来过几次，我看也没什么进一步的迫害行动，也就镇静多了。那时稽查处长陈仙洲早已调走，常小川和新处长李广和以及保密局天津站长吴景中无甚深交，故“会报”上的情况，就单靠张家彦偶而透露一下了。
1947年初，国人对四大家族的激忿，集中到行政院长宋子文身上。3月初宋子文下台，发表辞职声明，说他是“全国上下挤他走”。针对其声明，我于3月2日写了篇社评指责他“弄得一塌糊涂，想一走便了事”，文章约两千字，用老5号字排，占全版三分之一篇幅。其实，国民党的糟糕，并非宋一人之责，不过借他辞职对国民党政府痛挝一番，故将众恶归宋一人，泄忿而已。
1948年冬，解放大军包围了平津，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仍积极备防，希做垂死挣扎。12月，国民党军队将北郊天穆村及宜兴埠部分民房烧毁。《新生》发了新闻，揭露其暴行。触怒了陈长捷，透出要捕人的风声。两天后，警备司令部将马际融，还有《大公》、《新星》共三人传去，由一个管政工的处长把三人痛骂一顿，说“陈司令本来要活埋你们，经我说情才免你们一死，以后绝不许再登这类扰乱人心的消息。”
《新生》从1946年创刊到1949年初解放，可说一直在国民党警告与迫害中过日子。
尽管办报的日子经常不平静，但我和际融还是背着常小川做了一些“不太规矩”的事。
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通讯社，我经《文汇报》驻津记者李西成联系，曾为国新社撰写稿件。马际融还协助国新社的赵西去解放区。
我和际融还不断帮助朋友或去解放区，或为他们转信、或协助购买医药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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