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纸张分配标准及外汇纸来源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用纸，一般都由南京政府提供进口纸。它以官价结汇，价格比较稳定，比黑市外汇低得多，同时还可以由银行贷款，利息低，殆至还款时，纸价已涨了几倍，只要将分配到的纸，处理一部分，就可归还本息。有此两大便宜，故每年两次分配进口纸份额时，各地各报都瞪圆眼睛，大肆争吵一番。

天津分配的情况，除《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由中宣部直接分配外，其余大小报纸，都由报业公会统一分配。分配的标准，基本根据自报的印数。但各报对于印数属于业务秘密，对外都说得大，以便多分些纸，同时有利于兜揽广告，在报业公会开会时，由于全是内行人，谁家印多少，虽细数不了解，但大数上谁也瞒不了谁。报业公会理事长是《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他因不参加分配，故常处于和稀泥的立场。《大公》、《益世》两家是大头，第一回合，是各报矛头对这两家，尽量使它们少占份额。第二回合是其他各报分配时，互相间吵吵嚷嚷，面红耳赤。每次分配都要开多次会，到最后个别几家不依不饶时，往往由严仁颖（《大公》副理）、吴克斋（《益世》副理）表现一点风格，从他们的较大份额中拿出一点找补一下才算了事。

进口纸的分配，除《大公》、《益世》外，印数较大的是《中南报》和《新生晚报》，众所公认多分一点，意见不多，尤其我代表《新生》和张幼丹（《中南》社长）经常在报业公会及记者公会开会“服务”较多（都是常务理事），同业间似乎对我们两家也有些客气。

各报参加分纸的会，多是报馆的负责人，只有《中华日报》经常不派人参加，原来它另有公关之道。该报印数少，是报界熟知的，该报社长齐协民在旧官场中是有名的人，他和军阀陈光远（江西督军）、国务总理靳云鹏、潘复以及抗战前主持华北政务的宋哲元等关系都很深，人称“齐六爷”。解放后他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写了不少外人鲜知的资料。报业公会每次分配外汇纸之前，他都在镇南道（今睦南道）私宅设家宴，款待各报负责人。在宴请中，他在敬酒时说两句客套话：“烦诸位老弟帮忙”，“拜托诸位了”，就算打点完事。好在该报的胃口不大，在分配时略予照顾就行，给多少是多少，从不争论。

办理进口纸以及贷款手续都在上海，《大公》、《益世》，各派专人去沪，其余各报共派《商务日报》社长李东序长驻沪。1947年末，李来长途电话，说这次纸款须在上海交现钞，否则不予办理。经几家研究，派《新时报》社长陈祖诰和我两人，押着两大柳箱现钞，乘长城号轮船运沪。(www.xing528.com)

由上海北返系乘四引擎的美机“空中霸王”号，还闹了一场虚惊。由龙华机场登机时，恰和《世界日报》成舍我社长邻座，起飞约20分钟，成忽以手触我，悄声说，你看，右侧一个引擎不转了。空姐走过时，成询问情况，她示意不要声张。片刻，左侧的一个引擎也停了。飞机还照常北飞。成舍我常乘飞机，经验多，他说按常规，四引擎停了两个，应立即返航，美国机师胆子真大。机舱很安静，大约许多旅客还不知道情况。但飞抵北平西郊机场时，盘旋下降却是跳动式的，这才惊动了所有旅客。幸而平安着陆，成舍我舒了一口气，说他出了一身冷汗。

除了进口纸以外，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天津纸浆造纸公司灰堆造纸厂，每季度也卖给各报一些新闻纸。该厂系日本技师利用河北省丰富的芦苇资源，为造纸原料，创建于沦陷时期，规模很大，产品供应黄河以北地区。此前新闻纸均用日本王子造纸公司的产品。灰堆厂生产的新闻纸，以略低于市场价格售与各报。每季由《益世报》的吴克斋和我两人代表报业公会，和造纸公司（在今北安桥北的海河东侧马路）的经理聂汤谷、副理李国俊商洽供给数量及价格。造纸公司也属意藉此机会结好于各报。李国俊是四川人，是巴金的本家，他对办报的困难深表同情，有时在供给数量上略多或略少，都能在互谅的气氛中协商解决。报业公会也大体参照进口纸的比例分配，好在灰堆纸价比市价低得不多，故分配时没有争议。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南京政府给各报分配一点官价外汇纸，对于各报来说，属于明显的贴补、贿买性质，目的在使这些报纸苟延残喘地维持，以显示报界的虚假繁荣；同时也可陪衬、帮腔、替濒危的国民党政权装饰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