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晚报经营情况及对策

《新生晚报》初创时期，印数仅三四千份，以后逐步增到七八千、一万份，有时一万多或两万份。发行主要依靠派报社。大的派报社有诸葛墨卿三兄弟，南市有张公道、劝业场有杨连贵，官银号（东北角）有王万忠，还有杨记、曾记等几家。每个派报社都拥有一批报童报贩。报馆每天根据各派报社的预订决定印数，出报后通过各派报社发给全市报贩。报贩和派报社结算，派报社再和报馆结算。派报社虽在中间赚个折扣，但在发报和结算上，这种二批发使报馆避免了和众多报贩直接接触的许多麻烦。

晚报初创时，仅有两台16页平版印刷机，以后随着印数增加，出报太晚。报贩纷聚在报馆门前及马路两侧，一过下午四点，就探头探脑，一看没有发报的动静，就吵吵嚷嚷，有时还威胁说等不了啦。派报社一手托两家，一面催促报馆，一面安抚报贩。常小川见此情况，不得不设法再添置一台全开印机。这使报馆的经济情况紧张了一个时期。多了一台全开，等于原来两台16页，增加了一倍印量，一般大体可以在四点以前印完。但印数大时，仍然出不来。因晚报发行以零售为主，遇有重要新闻，报童沿街一吆喝很快卖完，许多报贩回来补数，报馆只好边印边发。派报社订数后，往往由于天气骤变，或突降大雨，就临时减数。为应付印数忽高忽低的情况，必须再次添置印机，但报馆经济力量已经捉襟见肘，无力再添置。恰巧在北平经营维修印刷机的傅振江到天津开业，想托他买一台旧16页。他说手中有一台拆卸已久的破旧16页堆在那里，我们如用，卖价比废铁略高一点即可，由他负责配件安装，保证机器开动。我因过去和他有过交往，算是有点交情，就这样，把这台破锣机器买下修好，参加了运转。《新生》就这样苦熬，真可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了。

创办初期，我每天都在稿齐后，和工厂主任龚渤海一道，跟着拼版师傅按付印大样改好的各版，由徒工端到铸版房打纸型，铸好铅版再跟到印刷车间上机，直到将初印的报样持回编辑部。

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停电，如赶上下午两点左右正在印报时停电，印机也就嘎然而停。龚老早就提防这一手，事先准备几位临时上阵的青工壮汉，将摇把一安，轮换着挥摇印机大轮。机器全靠这大轮带动各部位运转，小伙子摇上三几分钟就大汗淋漓。我自以为学生时代掷过三铁，身体也不错，谁知摇上两分钟就气喘吁吁。我们平时使用电力，不过一合闸就是，待摇上大轮，才悟到电的伟大。幸而白天用电不是高峰，有时停十几、二十分钟，就来了电，大家高兴的劲头难以形容。

广告是报馆的另一主要收入。商业广告全靠各广告社。新中国广告社在滨江道山东路口，经理为李唐民（散人），是个路宽交广的大社，拥有广告户较多。此外还有长城、华北、大陆、李文芳、李文忠兄弟、蒋时钧等，每家都各有自己的广告户（商户）。报馆给广告社7折，广告社再给商户适当优惠。至于一般个人遗失、鸣谢、启事等广告，均直接到报馆交费刊登。

关于报馆财务上的事，因我分管编辑，从不过问，也不了解常小川所说的百万基金究竟有多少钱。那时物价飞涨，币值暴跌，这笔钱究竟怎样保管，用有何处，为报馆解决了多少问题，常也从来未谈过。不过我心理有笔账，即按照当时印数，报馆和广告收入维持正常开支是不成问题的，且略有盈余。只是创刊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断添置设备，即以正常收入继续贴补本来属于开办费的开支，这就使报馆经济时常处于紧张，尤其是外汇纸分配下来，都要靠银行贷款。有几家银行业如农工行的杨天受，国华行的刘子明，河北行的郑相臣，和常小川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但因物价上涨过快，利息虽高，贷款仍属不易。这种经常性的窘境，常小川不得不从根本上加以考虑。一次他说，已和几位工商界的朋友谈过，请他们协助拿钱给报馆入股，如东亚毛纺公司宋棐卿、寿丰面粉公司孙冰如等人。还有一次刘静远搞来一批卷筒纸，说将来都作为股金，成立董事会。又几次对我和际融说，你们对报馆有贡献，按《大公报》的作法要给你们安排人股等等。一次孙冰如来报馆，适常不在，孙和我谈起拿钱的事。他说，常二爷（对常的通称）办报有困难，我们老朋友理应支援，大家都是捐助性质，什么股不股的。以后常就没有再提及此事，直到解放，也未闻有成立董事会之事。

1947年6月常小川去台湾找他的老上级魏道明，魏刚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省主席，临行前嘱我代理社长，说报馆如有困难可找刘静远。自晚报发行人改为李清贤后，刘仍不时来报馆，他时任健华实业公司总经理（在今解放北路邮局对过）。我也有时去公司向刘讲讲报馆近期情况，刘对我十分客气，介绍我找他的老朋友市府新闻处长林宝华，说编辑上有事可直接找他。我曾礼节性地访过他。林是我国著名的网球选手，30年代和邱飞海等斐声网坛，刘静远也是他们的亲密球友。(www.xing528.com)

常小川在台湾待了半年后返回天津。在他去台期间，我主要工作仍在编辑部。虽掌管支票、图章，但从未过问过具体的收支。只在集款购纸时，问问存款情况以便向银行接洽贷款。物价虽涨，但报价也随之调整，这半年多，在经济上没有多大为难之处。

自1947年以后，天津又出现了《大众晚报》、《天津夜报》、《人民晚报》等，在这些晚报中，《新生》的印数还是较大，在社会上也较有影响。

1948年初，得知《民国日报》决定要出晚报。该报有国民党的硬后台，资金雄厚，稿源可充分利用日报，而且拥有轮转机，印报又快又好，这是其它民营晚报望尘不及的。我们担心《新生》要受冲击，如与他们在下午同时出报，他们印得快，齐稿晚，容纳新闻必多；如同时齐稿，他们要比《新生》早印完一个多小时，报贩可能甩掉《新生》不发或少发。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它是官报，牌子不香，《新生》更要编出特色，以质取胜。

《民国晚报》创刊于1948年3月29日，除上述情况外，他们又抛出绝招。原来根据报业公会统一规定，四开报价为6000元，几家晚报协议发给派报社为3150元，为定价的5·25折。而《民国晚报》却背着我们几家晚报，暗里召集派报社开会，竟以3折的低价，即以1800元发报，比各晚报发价差不多低一半。这种依靠官办势力企图扼杀所有民营晚报的措施，是四大家族惯用的手段。我们听此消息，确曾捏了一把汗，谁料该报创刊以后，却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报贩在下午3点，由国民饭店旁民国日报社（今彩印厂）拿到《民国晚报》，一路叫卖，直奔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等着《新生》和其他几家晚报出版。《新生》以它原有的特色，自有其广大的读者群，印数岿然不变。说明读者看报还是有选择的，同时也可看出蒋介石军队在各战场节节溃退之际，替国民党做虚伪宣传，是多么不得民心。《新生》虽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出版，但细心的读者在文稿中或新闻的字里行间，常会寻觅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东西。

常小川在台湾半年，没有落到一显身手的位置，于1947年末返津后，已绝意于官场。见晚报经营有了基础，其兴趣似也较过去浓厚起来。虽仍要我兼管社务，但对于财务上的支出，有他一贯的做法。我鉴于他的兴趣所在，过了一些时候，就将我代管的支票、图章交还了他。以后除了代表报馆参加有关报业公会的活动外，编辑部以外的事，我就不再多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