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我和马际融、杨治兴（现任哈尔滨市政协委员）、贺照等人，在北平编《大地周报》。因我的一篇文稿触犯了国民党“要人”叶青（任卓宣，国民党著名的反共论客），发行人单柳溪受到来自各方的“友善”劝告，态度消极。我鉴于办刊无前途，于春节前返回天津住家。不久刊物停办。
春节期间，我和哥哥张荫潭到大理道宁河县同乡常小川先生家拜年，闲谈中提起办报的事。常小川在抗战前做过天津财政局长、商品检验局长，和津门工商、金融界相稔。沦陷时期在英界蛰居八年，静极思动。他说，如果我们在编辑、发行上有把握，有关经费、跑关系等他负责想办法。他了解荫潭过去曾在《大公报》经理部工作过，对印刷、发行等是内行。我表示可在编辑上担起。这样初次接触，竟是一拍即合。常嘱我仔细考虑，提出具体方案。
当时我和际融及《大地周报》一些人，处于失业状态，急于寻稻粱之谋。考虑当时天津报业状况，老牌的《大公报》、《益世报》均已复刊。国民党办的《民国日报》以其独厚的物质优势，也已站稳了脚。另有几家日报，各有背景，都有其生存之道。在此情况下，再办日报，开拓局面颇非易事。而晚报只有《自由晚报》一家，为钟石奇、殿一兄弟所办，似无甚特色。我知道1924年成舍我在北京就是先从办晚报起步，1925年才办《世界日报》，以后逐步发展起来。按此情况，我觉得先办晚报，较易打开出路，俟有基础，再办日报。仍按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的经验，小报大办，提高报格，争取把晚报办得出色，在社会上创出地位，造成影响。
我去北平和际融商量，他赞成。荫潭和常小川也同意我先办晚报的方案。
经费是关键。常小川说基督教会有一笔钱正闲置无用。他夫人聂玉清是天津女青年会董事长，常夫妇两人，都热心教会事业。战前教会经费来自美国，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美元断绝，常小川就联络一些富有的教友发起组织基督教自立自养百万基金委员会。经过一番努力，募集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他当过财政局长，有经验，就推他经管这笔资金。1945年日本投降，教会的美元又源源而来，这笔资金就闲置下来。常小川想利用这笔资金来办报，为了名正言顺，把办报和教会挂上钩，说办报方针在于宣传基督教义。
过了灯节，我随常小川到北平，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教会晤见江长川先生。江是基督教华北卫理公会的会督，是卫理公会华北最高主持人，在教会的声望很高，会内尊称为江会督。常小川将办报方针陈述后，江赞成为宣传教义而办报，并提议用富有教义的“新生”两字作为报名。江的这个谦逊的提议，对于老教友常小川来说，毋宁视之为谕示。当下就把报名定为《新生晚报》。关于报纸申办登记事，江也一口答应说在天津如遇困难他可以找黄仁霖。黄是蒋介石御用的办事机构励志社的总干事，是蒋的红人，和江素有来往。(www.xing528.com)
回津后，我从魏碑中拼凑、描绘了“新生晚报馆”几个字（当时许多报社还多称报馆），《新生晚报》创刊，即用这四字作为标准体，而在报馆双扇大门玻璃上即按此体漆成红色“新生报馆”四字，目的在于适应将来出日报。
当时听说还有一两家晚报正在筹刊，《新生晚报》决定尽快出版，以便抓住时机，扎住脚跟。
在人事安排上，常小川自任社长，发行人为刘静远，张荫潭任经理，我为总编辑（1991年天津社科院出版的《宁河县志》中有常小川传略，记他为社长兼总编辑，实未兼）。此前我和际融商量过，在北平约了王维、王永海、高协卿、孙敬直等人来津工作。
通过敌伪产业处理局的关系，找到了罗斯福路240号一幢楼房做馆址（今和平路新华书店少儿门市部）。为尽快出版，荫潭联系大陆印刷局经理华延九，商妥承印晚报。该厂在哈尔滨道与大沽路交口处，厂址狭小，设备简陋，勉强排印四开报。
《新生晚报》决定在1946年4月25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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