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5日，摊贩市场开放的重要决策

至1961年上半年时，天津周围的唐山、石家庄、保定等市开放了自由市场，上海在城郊结合地段开放了自由市场。我们私下了解北京的态度，得知万里市长讲过由于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和市容整洁关系，自由市场坚决不能开放。1962年2月5日，副市长宋景毅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负责人会议，专门对开放“黑市”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对开放摊贩市场达成了共识。会后我们组织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方案，大致内容有：

1、当前农村农业情况有所好转，政策调整后，农民自产自销的东西多了，“黑市”取缔很难。有计划、有管理的适当开放“黑市”对城乡物资交流，对补充市民生活需要，对安置一部分精简职工就业谋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开放后可加强管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

2、开放范围控制在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上，农民上市必须持有村政府的自产自销证，小商贩要持部门发给的经营执照。在国家完成粮、棉、油统购任务前，粮、棉、油不开放。根据市民需要可开放旧货市场，工业品不开放，不准进入自由市场。

在价格上随行就市，买卖双方议价成交，不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3、各区要指定地点开放，主要街道和交通要道，不准摆摊设点，形成市场。除指定地点外，一律取缔。

4、各个开放的市场里，要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工商、公安、税务、供销社和市民代表参加，工商部门的代表任主任，公安部门任副主任，暂借若干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工作。要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5、严禁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

6、开放后不叫自由市场，按天津过去的习惯，叫摊贩市场。

7、开放后要允许在职职工，进入市场购买东西，取消原来禁令。关系职工生活的18类商品价格继续必保，不足10元的最低生活费，继续补助到10元。

1961年7月9日，全国供销总社主任潘复生来津检查，督促供销社自营业务的开展情况。潘复生与万晓塘同志曾经问过此事，这次他来，我陪同晓塘同志一同见他。从他的谈话中看出，他是积极赞成搞两个市场的。他反复讲：自营业务必须搞，城乡交流必须搞通，我们不搞通，投机倒把就钻空子。思想上要承认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这是客观事实，你不放开，人家放开，你不领导，人家领导。两个市场确是对立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起了变化，有集体、有个体、个体生产的东西，归他分配，必须找个市场，“黑市”市场，也是个分配形式。潘复生的这番议论，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很大程度上坚定了我们开放市场的决心。

7月12日潘复生同志又一次来津，他告诉我，他将天津的情况向李先念同志作过汇报，先念同志说天津可以开放市场，但稳当一点好，先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可先搞得小一些。潘复生同志还让我们去唐山学习经验，我们后来派了一位处长专门赴唐山取经。(www.xing528.com)

7月10日，市委书记通过我们提出的开放市场的方案，记得晓塘同志是这样讲的：1961年5月压缩粮食定量，蔬菜少，价格高，菜往外流，西瓜一元二角一斤，工人有意见。现在看粮食虽紧，但还比较稳定，菜基本上放开吃了，人的体质好转，价格回落。5、6月以后摸了一个市场情况，现在看来，放开市场没有什么危险。4月我的思想还不同意搞，在现在情况下，我同意搞。对低工资的，粗菜必保，加上其他必保的还要保，在此基础上，我同意开放。市委过去采取慎重的态度，不开放是对的。现在情况有变化，搞摊贩市场也是对的。第一放工业原料，第二放土产杂品，第三放吃的东西，价格差不多的放大一点。加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取缔长途贩运。当日，市委就批转了方案。以后市委书记处书记宋景毅主持召开了有9000人参加的报告会，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作了报告；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主持起草了宣传提纲，对群众广泛宣传市委批准的方案的内容，取消了对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不准到“黑市”买东西的禁令。

摊贩市场于1962年7月正式开放。全市共开放37个摊贩市场（包括旧货市场），各区都有。最大的是长春道市场，其它还有上海道、资水道、潼关道、大伙巷、南市烈士路等等，市场规模比现在的农贸市场规模不小。

据1962年第四季度的调查，摊贩市场供应占整个市场供应的比重：猪肉，占24.77%，水产品占17.39%，水果占49.27%。

摊贩的收入情况：

1962年12月份，对6282人的调查计算，平均收入125元，比国营商业职工平均工资50.07元高1.5倍，比合作商店职工平均收入68.4元高82.75%。

长春道市场经营猪、牛、羊肉的摊贩，每人每月最低收入平均180元，一般收入300元，最高收入500元。经营水产品的摊贩，最低收入每人每月120元，一般收入160元，最高700元。经营干鲜果的，每人每月最低收入120元，一般收入150元，最高400元。经营蔬菜的，每人每月最低收入20元，一般收入40元，最高70元。

市场开放后群众反映基本是好的，有人说，来个客人马上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紧缺食品，回家招待客人。有人说：病号想吃的东西，就是贵点，但能买到。有人说：解决特殊需要不算贵，特别对收入高的人，可以从市场上买到需要的东西。摊贩市场，对调节市场供需矛盾起到了应有作用。

摊贩市场开放后，政府允许被精简的职工和失业人员进场经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开放初期，批准摊贩7243人，其中包括被精简的职工2322人，占32.1%，失业居民4512人，占62.29%，未能升学的学生224人，占3.1%，其它185人占2.55%。

市场开放后，国家计委商业局局长王燕群，曾来天津了解摊贩市场情况。他对我说，我是陪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来的，他看了天津的摊贩市场，也提倡搞，他说一是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困难，一是城乡交流开通了，市场的东西多起来了。谢富治还说，对摊贩市场严加管理，要采取经济办法管市场，明确规定政策，哪些地方可以搞，用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在《天津晚报》上发表通告。王燕群和谢富治副总理的看法一致。我听了后，心里想：啊！他们是支持的。

1962年7月底，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来津视察，市里通知我说，老夫子来了，要了解摊贩市场情况，你汇报。来到招待所，亢之同志向他介绍说我是市委候补委员，市财政贸易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伯达从床上坐起来，很严肃地说：“好大的官”！我感觉情况不妙，但立即稳住情绪，按原先准备的材料，简要作了汇报，还谈了摊贩市场的利弊得失。陈伯达的脸一直阴沉着，我讲罢只听他厉声说：“你把我们的工人阶级引到哪里去？”……“这回我把你们天津人得罪死……”。亢之同志忙收场说：“开放摊贩市场是市委决定的，市委负责研究解决发生的问题。”回来的路上我想起陈伯达在“大跃进”时就主张废除商品、货币，搞产品和资金统一调拨，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驳。今天我挨他这一大捧并不奇怪，但这回我是惹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