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我记忆中的草原知青

内蒙古接待的第一批知青，是自愿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新宝力格生产队插队的曲折、郭兆英等10名北京学生。大草原地广人稀，正缺少劳力，当地干部、群众听说大城市的年青人来落户，都发自内心地欢迎。在知青到达的前几天，旗里派一位副主任亲自安排知青的住处。他发现一个铁炉放不稳，二话没说骑上马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背回来一块大石头。原来这里的草场没有石头，他跑了几十里路回旗里搬来一块，把知青的炉子垫好。10名知青到达那天，牧民们盛装打扮骑马到公社去迎接。刚下卡车的男同学看到有这么多的马，都想骑上去试试。牧民们把他们抱上马去，又怕摔着他们，就在前边牵着笼头跟着马跑。看到知青们玩得非常高兴，蒙族牧民虽然个个跑得满头大汗，却也特别开心。按照上级的要求，知青们分到贫下中牧家。没有分到知青的牧民找大队干部争辩：“我们家也是贫牧，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儿？”他们把接待知识青年看作一种政治待遇了。

夏天的草原很美。如茵的草场上千花万朵，芬芳四溢。其中一种俗名黄花的花，花蕾粗且长，采下稍加炮制就是上等的黄花菜。草场的蘑菇也特别多，夏天只要下场雨，不久就钻出许多来，特别是牧草墨绿的地方最多，通常称之为蘑菇圈。见到蘑菇圈过去捡吧，一会儿就捡一大口袋，又嫩又白，晒干了就是优质口蘑。至于黑蘑，那更俯拾皆是了。草原上鸿雁多，野鸭蛋更多。每年6月，草滩上一堆一堆的野鸭蛋，没有人拣。蒙族牧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知青们开始还感觉新鲜，捡些回来食用，后来也不再去捡了。

由于草原严重缺水，牧民的卫生条件很差，生活习惯也比较落后，做饭、取暖不烧柴草，也没有煤炭，都是在放牧时把牛粪拣起来，用手团成像城市居民自制的煤饼子一样的形状，晒干备用。1970年11月的一天，我到一户牧民家采访，女主人用袍角从外面兜来这样的牛粪饼，用手拣到炉膛里点燃，拍了拍手便去煮奶茶。我端起奶茶刚要喝，发现碗里漂着两个黑团，仔细一看是羊粪蛋。我想把它们从碗里拨出来，不料已被奶茶泡软的粪蛋散了，弄了一碗的碎末子。不喝吧，是对牧民的不尊重，喝吧，怎么张得开嘴。我只是在那里短时间的工作，对这种环境尚且难以忍受，知识青年是长年累月在那里扎根，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有个半农半牧的撒马街大队，当了赤脚医生的知青杨惠兰一面学一面干，在中草药的使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她花自己的钱到处去买草药籽，种了不少中草药。她不仅能一一辨认，而且掌握每一种草药的药性，她用中草药治好了不少牧民的病，成了当地的小名人。当地农牧民特别怕蛇，看到蛇往往吓得打哆嗦。杨惠兰开始也怕，但为了配药治病的需要，她练习捉蛇、解剖蛇。我们头一次见到她时，她的手里提着一条蛇正欲剥皮，农牧民提起她都佩服的不得了。村子里谁家有病人、什么病，她心里一清二楚。每天收工回来她带上药先去各户看望病人，然后才回去做饭。她患有妇女病，家里多次催她回津治病，她就是不肯。后来她母亲称病打电报把她骗回家。她进门一看母亲没病，气得晚上不进屋，站在路灯底下看医药书。她妈托在中医院工作的亲戚帮助她联系到中医院学习，她这才在天津住了半个月。天津慰问团的成员采访她，她腼腆得什么都不说，而晚上她却大大方方地教当地女青年学唱样板戏选段“十七年风雨狂”。

知青李萍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旗胜利二大队的赤脚医生，黑黑的脸庞，说一口流利的蒙语，着蒙古袍，不知情者真以为她是蒙族牧民。牧区群众居住得非常分散，包与包之间一般距离也都有一二十华里。不管哪位牧民请她出诊，哪怕是深更半夜，她背起药箱就走。有一回，患气管炎的牧民被痰堵住了嗓子，赤脚医生没有吸痰器，李萍就口对口地给牧民吸痰。有一次一位男牧民得了病，尿不出尿来，在地上憋得打滚，李萍一个姑娘家竟毫不犹豫地伏下身，用嘴从牧民的生殖器啜尿。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全都感动得哭了。李萍视蒙族同胞如同父母兄弟，蒙族同胞也不把她当外人，谁家有什么好吃的，第一个想着送给她吃。冬天缺水时，有的牧民从很远的地方背冰块给她送来化水用。李萍入党后，先后被选为锡林郭勒盟的党委常委，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委员，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她还曾代表所有在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典型参加广交会。蒙族同胞把她看成是草原的骄傲。1972年当牧民们听说盟里推荐李萍去上大学的消息后，联名给盟革委和自治区党委等有关单位写了七八十封信，强烈要求把她留在牧区。次年，内蒙古医科大学又来招生，盟里保送她去，她保证学成之后仍回来，牧民们这才同意放她走。

在锡盟西乌珠穆沁旗的杜恒昌，原是北京六中的高中毕业生，到内蒙插队后，深感没电的不便，就用平时节省的零花钱买来技术资料，并自制了一个工具箱，全身心投入到风力发电的研究上。他一天到晚选择不同的地势测风向、风力，设计出多种风力发电机图，而且真的让一盏小电灯发出了光亮。牧民们见了特别高兴，因为草原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电灯发光。他的科学试验初见希望时，却不幸于1971年5月参加扑救草原大火时牺牲。

知识青年们都把草原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自觉以主人身份为它的建设出力，为它的人们奉献，哪怕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也表现得非常勇敢、无畏。1972年5月13日，东乌珠穆沁旗的天空气候骤变，先是下雨，继而下雪，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知青曲彩林正在草场上放牛，雨水从牛的头上往下流，很快就结成冰。冰块挡住牛的视线，牛就乱窜乱撞起来。曲彩林始终不肯离开牛群，他要和牛群伺在。雪裹住他的身体，狂风吹打着他，最后他被活活冻死在牛群旁边。几天后人们找见他时，他身上覆盖着三尺厚的冰雪。他放牧的牛群许多只与他同归于尽。另一次暴风雪让红格尔公社的知青尉尚文赶上了，他轰羊回圈已经来不及了，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他紧紧护卫着羊往背风处迁移。在与风雪搏斗中，他的身体严重冻伤。风雪过后，他的十枚手指全部冻掉，成了终生残废。当年在内蒙古涌现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蓉）式的插队知青数不胜数，他们的事迹虽然没有动地惊天，却也英勇壮丽。

草原的春天气候干燥，稍不小心就容易引起火灾，失火很难救，往往几天几夜地烧。那些年几乎每年都有几起。1971年5月15日，西乌珠穆沁旗的草场失了火，散居各处的牧民、知青们全都集中救火。男女知青个个表现得很勇敢，但缺少扑火知识，他们站到了火头前面迎着火打。因距离火源太近，空气稀薄，只要跌倒，必死无疑。结果有69名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牺牲在火场上。在东乌旗的一次草原大火中，女知青黄秀玲奋不顾身地参加扑救，她从蒙古包里救出蒙族老人和孩子，帮助他们转移后自己又冲进大火中与火搏斗，被无情大火烧成重伤，与其他严重烧伤者一起被北京派来的飞机接到北京空军医院治疗，双手双脚全被截去。伤情刚稳定下来，就坚持要回牧区去，可惜因并发肝病逝在医院。锡盟革委会把她的事迹编印成小册子，号召全盟青年向她学习。(www.xing528.com)

东乌珠穆沁旗沙卷公社的男女知青们为了改变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尝试创建饲料基地，每天大干十四五个小时，开垦出600亩农田，还挖成一条90多米长的水渠，试种了一季庄稼，收获了六万斤粮食。可惜没有生产经验，对草原水土知识了解甚少，这次实验以草场沙化的代价而失败了。一位叫王田的女知青，为了加快修渠进度，趁别人休息时挖土，结果渠体塌方被砸死。知青因缺乏生产实践知识而付出了代价，但他们那种改天换地的良好愿望和以草原为家的精神，是永远也不能否认的。

内蒙古的纯牧区大都邻近中苏或中蒙边境，自珍宝岛事件以后，沿线局势特别紧张。知识青年们成了基干民兵，不光参加生产实践，还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值夜、巡逻，执行保卫边疆的重任。1970年11月24日晚上，我们正在额尔敦乌拉公社开会，旗革委会副主任毛佬急匆匆地赶来说，边境发现敌人的信号弹，会议暂停，基干民兵集合去执行任务。知青们一夜没睡，在边境线上冻了一宿。当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知识青年在内蒙古大草原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由于知青政治上比较幼稚，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知识青年到草原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群众的派性斗争，支左的解放军也曾一度被蒙蔽，支持了坏人搞“挖肃”。当地坏人利用了知识青年不熟悉牧区情况的弱点，把知识青年推到了前台，结果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牧民和干部。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乌日根大队的一位知青，偏听偏信，把一位老党员揪出后，推到烧得通红的大铁炉前去烤，说这叫热情帮助；人被烤得浑身冒汗，再推到包外受严寒的折磨，说这叫冷静考虑；拉回包里还不交待，又打耳光，称之为清醒头脑。等到中央下了文件“挖肃”得到纠正，被冤枉的干部群众彻底平了反，这些伤害好人的知识青年到处躲藏，觉得没脸再见曾经盛情接待过他们的蒙族同胞。

挨过斗的蒙族同胞中有些人想不通，给知青穿小鞋，但大多数受了冤枉的蒙族同胞还是原谅了知青，说知青是受了坏人蒙蔽，好心干了错事。乌日根大队被知青毒打过的一位老党员，在一些牧民要打参加“挖肃”的知青时，挺身而出，说：“知识青年和咱们没冤没仇，他们是捍卫无产阶级政权来的，责任不在他们，谁也不能动他们一下。”西乌旗一个生产队受冤枉牧民要打知识青年，来保护知青的恰恰是受过知青伤害的那些蒙族老乡。他们手拉手把知青围在中间，说：“年青人有错误，有我们贫下中牧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谁准许的打他们？”曾经犯过错误的知青们扑到牧民的身上痛哭起来。知青郭兆英讲述这些情况时，掉着眼泪说：“只有这时我才感到牧民是那么可爱，甚至是伟大。真后悔当初不该那样对待人家呀！”

知识青年刘桂茵说起她与牧民额吉（老妈妈）的关系时总是无限感慨。她住在额吉的包里，逢年过节额吉分礼物，只要有她孩子的，就准有刘桂茵的。平时哪怕分几块水果糖，也有她一份。后来刘桂茵选调到旗里当工人，临走那天，队里干部套着马车送她，各包的牧民也都从四处赶来，他们带着奶皮子、奶豆腐等知青最爱吃的自制小食品为她送行。额吉拉着已经上了车的刘桂茵，哭得非常伤心。刘桂茵也十分难过，车上要走的，车下要送的，都哭成了泪人。刘桂茵在旗里上班，额吉隔三差五地去看她，酸奶干、黄油、奶豆腐一带就是一大口袋，这袋还没吃完，那袋又送来了。刘桂茵也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给她安排住处，带她到商店里买东西，住几天再送额吉回去。

当年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走出他们长期生活的大中城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虽然最终大都没有在那里落户，却也曾为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洒过汗、流过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相信，无论今后的历史怎样发展，当年广大知青勇往直前的精神和艰苦创业的功绩，永远也不会被人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