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成为烈士之旅-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张勇原名张长珍，“文革”初期自己改名张勇。1951年出生于天津一户工人家庭。“文化大革命”她正在42中学念书，由于她出身“红五类”家庭（当时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城市贫民称为红五类。在血统论思想指导下，这五类家庭的学生被看成是当然革命者，因此也就是当然的红卫兵。），为人也泼辣能干，所以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并当选为天津市中学红代会河西区分会的常委。1968年初中毕业时，学校准备推荐她作为新生力量充实教师队伍，还有一家报社打算挑选她去工作。尚未决定何去何从时，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11月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一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遂即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张勇主动放弃留城的机会，坚决要求“到风口浪尖去锻炼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摘自张勇日记）。她的申请被批准了。1969年4月25日，她和几千名天津知青一起乘火车奔赴当时已从内蒙古自治区划归黑龙江省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她被分配到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大队插包落户（就是和牧民在一座蒙古包里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当于生产小组）。

新巴尔虎右旗（旗的建制相当于内地的县）的面积比内地一个专区还大得多，人口却只有1.7万。额尔敦乌拉公社的孩子大人加在一起，总人口不到一千，可公社的面积却比一个县还广阔。难怪知青放牧时多日见不到一个人影儿呢！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青年们，突然来到这少数民族集聚的牧区，从自然条件到周围环境，从生活习惯到生产方式，全都异常陌生，各个方面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当地牧民不懂汉语，知青们不懂蒙语，彼此却在一个包里生活，语言障碍成了知青们插包后遭遇的第一道难关。有些和张勇一样的知青，在家时从来不吃羊肉。到了草原，牛羊肉成了果腹的主食，喝的是奶茶。知青们吃不惯也得吃，吃了吐，吐了还得吃。在天津偶尔看到拉车的马，赶紧远远地躲开。在草原，马是代步的工具，放牧、外出哪样也离不开马。有的男知青练骑马时摔折了胳膊腿，女知青为练骑马所受的罪就更别提了。新巴尔虎右旗的冬天，气温常常在零下三四十度。1970年冬天，我在那里采访时，身穿从天津带去的皮大衣，脚穿从交警那里借来的高筒皮靴，到了草原外出采访却仿佛只穿了件单裤褂！当地领导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大哈（羊毛在外的厚大敞），套在皮大衣的外面，脚上穿一双长到膝盖十分沉重的毡疙瘩，不这样武装起来是过不了冬天的。有几天我因水土不服而闹肚子，既没刮风也没下雪的平常之夜，却像有无数根钢针直往脸上扎来，还没把裤子解开，手已冻得不听使唤。我咬着牙刚蹲下去，又赶紧提着裤子站起来，实在太冷了，下身冻得受不了！到了夏天，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没有一棵可以遮阳的树，中午太阳直射，烤得人真恨不得有个地逢儿钻进去。那时的蒙古族牧民过的是逐水草而居、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几辆勒勒车载着全部家当，到哪儿放牧，哪儿就是家。一年四季生活用水非常困难。夏天，找到个水泡子，把一切可装水的容器灌满水，就靠它维持做饭饮用；冬天则取之于存雪化冰。由于水源极端困难，人们对水的珍惜胜过美酒香油。许多知青舍不得用水洗脸、刷牙，往往一年半载没有条件洗澡。牧区里艰苦的生存条件，成了知青们的第二道难关。生产队分配给张勇放牧的是1600多只对牙子羊（一周岁半）。放牧时羊群散开，那可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一大片呀！既不能把羊放丢、跑散，也不能让狼叼走，往往是顾了东，顾不了西；轰了这边，轰那边；一天下来累得浑身不想动弹。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刚才还晴空万里，突然又乌云蔽日；刚才还把人热得要死，这会儿又把人冻得要命。遇上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羊窜人惊，这时候在草原上放牧的知青，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声，哭死也没用。这只是牧业生产方面一般性的困难，更难的还有不少。这一切构成知青们谁也躲不过去的又一道难关。

张勇和她的知青伙伴们都是只有十六七岁的城市孩子，他们就是在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物质条件这般艰难的环境里插包，他们不是咬牙锻炼几天、几个月，或者是坚持几年，而是要一辈子扎根落户呀！张勇和其他在牧区插队的知青们一样，无怨无悔地从头学起，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去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用积极的人生态度去适应和改造赖以生存的环境。她利用一切机会学蒙语，主动接近小学生，向他们一句句地学，学一句用一句。别人笑话她学得不像，她认真地说：“经常说就像了，不学总也说不到一块儿。”冬天的夜晚，蒙古包里的火炉熄灭后，气温骤降，张勇的墨水一夜之间冻成砣子，她找来几块碎羊皮，给墨水瓶缝了一个皮套，墨水这才不再结冰。当年知青的劳动强度那么大，张勇在劳动之余始终坚持写日记，写学习毛著的心得体会。她牺牲之后，人们从她的遗物中发现她在草原13个月所写的12本日记和笔记。她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用来自勉，坚定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信心。如她在1969年12月的一篇日记中写有“天作帐篷地作床，风雪呼啸我乘凉”的豪言壮语。

1970年6月3日，从小学就与张勇同学的刘桂珍骑马到放牧点看望张勇。她们已经几个月没见面了，刘桂珍说她请客，但张勇说这几天克鲁伦河河水猛涨，得小心羊群安全，走不开。刘桂珍就自己骑马到很远的代销点去买食品，等她买了东西回来，草场上却只见羊群，不见了张勇人影儿。她到处寻觅，在克鲁伦河岸见到张勇的一双鞋，还有两只浑身湿透打着哆嗦的头羊，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刘桂珍心头，她赶紧策马朝公社奔去。公社革委会主任巴拉吉尔闻讯后，迅速集合民兵往出事地点赶去。那几天由于天气变暖，克鲁伦河上游的冰层逐渐融化，下游河水暴涨，平时很窄的河床一下子与陆地平了槽，分不清哪儿是河，哪儿是岸了。从现场种种迹象判断，张勇是被河水冲走了。巴拉吉尔派民兵骑马沿着河岸向下游去找，另外派人在粗绳上挂满铁钩，沿河两岸打捞，从当天中午打捞到天黑，又点燃无数支火把继续搜寻。连续五天没有任何痕迹。直到第六天，人们才在距离出事地点60多华里外的河弯处，发现了张勇的尸体。打捞上来后，人们看到她头巾仍扎得很紧，发辫也没有松开，脚上穿着袜子，手里还抓着一只死羊。经旗里有关部门和法医检查鉴定，张勇是为了救落水的头羊而跳到水里的。因为如果不把头羊拽上岸，羊群就会跟着头羊继续落水，那就会造成大批羊被河水冲走的损失。估计她是在救上两只头羊后再去救第三只时，被湍急的河水冲倒，不会水的她就这样被冰凉的河水吞没了。

见到张勇的遗体，所有在场的牧民、知青全都哭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巴拉吉尔从数百里外的一户汉族人家借来一口备用的白碴棺材，按照汉族未婚姑娘去世的习俗，亲自跪在棺材前刷红漆，别人要替换一下，他都不肯。一连三天，他流着泪把棺材刷得油亮油亮。我问过巴拉吉尔，对张勇何以如此情深？巴拉吉尔说：1969年张勇刚到草原时，正赶上当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几乎所有干部连许多群众都被揪出来挨斗。知青们虽然初来乍到，对历史情况一无所知，但阶级斗争的弦却崩得很紧。一天，在公社召开批斗会，被揪出来的干部、群众排了两大排，低着头接受严酷的批斗，气氛相当紧张。突然，一位天津来的女知青站了起来，问主持批判会的解放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好的。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难道额尔敦乌拉公社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吗？”巴拉吉尔听了心里一惊，他为这位年轻人的真诚、无畏而感动。他偷眼看了这位女青年，见她头戴绿军帽，身穿蒙古袍，一脸凛然正气。此后不久，中央下达了为运动中蒙受冤枉的干部、群众平反的文件，原公社书记巴拉吉尔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他上任后马上找来了在那次批斗会上仗义执言的女知青，这才知道她叫张勇。巴拉吉尔想安排张勇在公社当干部，张勇说她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而自己对牧业生产一窍不通，要参加实践锻炼，尽快做一个合格的牧民。张勇虽然没有当干部，但巴拉吉尔始终把她当成公社的骨干，在政治上对她寄予厚望。哪曾想她在放牧中发生意外，如此平静地实践了她献身草原的誓言。

公社决定为张勇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墓穴选在公社所在地附近的青山顶上，山的斜坡上立着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社员们自发用大块白石头砌出的一行汉字：“张勇永远活在我们队”，几里外就能看到。(www.xing528.com)

我又问了宝力格生产队的牧民依林泰，张勇在他们队前后不过一年，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威信？依林泰通过翻译道力格尔动情地对我说，张勇从到草原的第一天，就把蒙族群众当成自己的姐妹兄弟、父母亲人，她为蒙族同胞做的好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依林泰所举的例子很多，这里仅摘记一两件。那几年推广优质羊人工配种，这门新技术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做。因男知青有艰巨的冬季放牧任务，队里安排女知青承担。城里来的姑娘做这种事本来就有顾虑，又听说如果稍不小心，就有感染布氏杆菌的危险，而这种病又特别难治。正在人们顾虑重重的时候，张勇第一个报了名。她先去向已做了技术员的满洲里女知青李玉英学习技术，然后实践。在她的带动下，这项工作顺利完成了。张勇超负荷的劳动、学习，使她严重的胃病复发了，有时疼得满头大汗。家里寄来好不容易才买到的药，她却立刻托人送给了不曾见过面的边防军战士戴金海。小戴服用后很见效，专程到生产队向张勇致谢。虽然张勇外出放牧没见到，但她听说该药对症，就又给家里写信催要。

不光是依林泰，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的牧民和知青，哪一位都能说出一大堆张勇在草原做过的好事。听了人们的介绍，张勇备受人们爱戴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勇的母亲郑秀云由天津市河西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小尚等陪同，被请到额尔敦乌拉公社，一起操办了张勇下葬事宜。

张勇的事迹被新华社采写成报道，《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广播电台、黑龙江画报社等广泛宣传。大约在1970年10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张勇为革命烈士，并做出在全省范围内向张勇学习的决定。与此同时，呼伦贝尔盟革命委员会拨款8000元并主持在额尔敦乌拉公社修建张勇烈士墓。1970年11月24日，呼盟革委会动用五辆大卡车把刻有“张勇烈士墓”字样的大墓碑和石基运抵公社，并派出专业施工队修建陵墓。蒙族牧民和各队知青参加了义务修墓。张勇烈士墓落成典礼于12月10日上午隆重举行，墓碑前摆放着省、盟、旗、公社各级组织和张勇家乡有关单位送的花圈。黑龙江省上山下乡办公室、团委等部门的代表，呼盟革委会副主任李锋、政治部韩主任、新巴尔虎右旗革委会副主任叶华、毛佬，以及呼盟各旗的负责人、知青代表等数百人出席了典礼。张勇的胞姐张长芝，天津市河西区劳动局王副局长，张勇母校42中学教师代表李素珍等也一同出席。呼盟革委会副主任李锋宣读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批准张勇为烈士的决定，新巴尔虎右旗革委会副主任叶华宣读了旗革委命名宝力格生产队为张勇队的决定。张长芝也讲了话。新华社发了通稿，在全国各大报上刊出。一时间，张勇成为继金训华之后又一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标杆。

1970年11月上旬，呼伦贝尔盟组织了由张勇生前战友贾爱玲、刘桂珍、张勇所在公社革委会主任巴拉吉尔，宝力格生产队牧民依林泰等人组成的张勇事迹报告团，先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再到张勇的故乡天津市作报告。天津市革委调动所有新闻媒体对张勇事迹强化宣传，借以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