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大学生因所在院校或所学专业与“工”沾点边，被留在县城的工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其他的30人被分别分到距城20里地的小吕寨公社的三个大队——小吕寨、胡林寨和大韩寨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与河北师大地理系的王瑞兰（北京平谷县人，被指定为我们的组长）、天津中医学院的马菊英（天津人）、与我同为天津师院中文系不同班的孙兰敏（天津人）4个女生，河北北京师院政教系的王树增（中共党员、保定人，被指定为我们的副组长）、天津财经学院财会系的王维舟（武清人）、天津师院化学系的刘鑫荣（天津人）、张家口医专的王延森、宣化医专的焦聚贤、河北农学院的王荣道（当地人）6个男生一起由小吕寨公社出发，步行到距公社5里地的大韩寨村去。刚到村口我们4个女生就受到了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围攻”，她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们的衣服一件件翻开，摸揉、评判，直到贴身的内衣……我们都是尚未结婚的大姑娘，大都自小在大城市长大，哪里见过这阵势？既有被人在公开场合掀衣露体的羞涩，又有怕得罪当地人的矜持，个个手足无措。而一群孩子则跟在我们的队伍后面不停地念着：“城里大学生，做啥啥不中（行）。让他掏茅子（厕所），他说讲卫生。叫他死了吧，他还太年轻！”这更使我们感到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接受再教育的难度。
进村后，大队支书阎计全把我们四女六男分别安排在两户人家的空房中住了下来，并把我们两人一组安排在五个生产队中参加农业劳动，并同时由生产队长安排我们轮流到各户吃派饭。
我们每天一早到各自的生产队去听候队长安排农活。这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根本长不了什么庄稼。社员们常年吃的主要是山芋，还要吃国家的救济粮。我们在户里吃饭一天交给户主一斤4两粮票、3角钱（我们一毕业就由国家供应粮食、发工资。下乡后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2斤）。吃的是蒸山芋或熟山芋干或山芋面蒸成的窝头，喝的是全家七人大锅中清汤寡水，能照见人影的小米汤，当地人称之为“胶皮窝窝（因山芋面窝头又黑又有韧性）玻璃汤”。菜是各家自己腌的白菜帮子或白萝卜缨子，直接从咸菜缸中捞出不洗不切，自己用牙撕着吃。
我们要买生活必需品，最近也得走5里地到公社的粮店、供销社。要想选购面宽一点，就得跑25里到县城。当时供销社卖的饼干、“江米条”等点心都是山芋面做的，又黑又硬。当地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一个人买了点心后，过马路时掉了一块饼干，被来往汽车的轮子轧进了柏油路。他即用一根“江米条”当工具去撬那块饼干，结果饼干竟然完好无损地被撬出，“江米条”也毫发未伤。
我和王维舟被分在第五生产队。这个队离村最近的地也有5里地，远的要有20多里。近处大家来回走着去干活，远处就骑自行车去，我们没车只好由社员驮着去。所有农活不要说有机械，就连牲口都没有，全靠人力。耕地靠人拉耠子，种地靠人拉耧，平整土地靠人拉耙，劳动效率极低，当然收获也不会多。累死累活干一天一个工（男劳力一天挣10分）才3分钱。男女同工不同酬，我辛苦一天才给记5分，只能得1分5厘钱，还不够买一盒“洋取灯”（当地人对火柴的称呼，当时2分钱一盒）。这年麦收，我们和五队社员一样，每人才分了10斤麦子，去掉麸子，每人到秋后的三个多月中才有八九斤白面！
这里常年见不到多少粮食，社员手中也很少有钱。家家户户穿的、用的、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用棉花纺线织的土布。国家发的布票，他们没钱去买“洋布”。看到我们穿的衣裳觉得希罕，难怪他们要从外到里层层“观赏”了。他们吃的油是棉花籽榨的黑糊糊带股异味的棉籽油；盐是自己刮房前、屋后或地里的土熬的带苦味的小盐；喝的是含有盐、碱、硝等多种物质又苦又咸又涩的水；照明用的是无论什么油（最高级是煤油）放在小碗里搁个棉花捻的油灯，而且为了省油，只要晚上不开会社员们都早早就睡了。(www.xing528.com)
我们劳动强度大（除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还参加大队的劳动。比如往砖窑运砖坯，每人从存放砖坯，自己将双手背在背后，托住几块砖坯，再由别人帮着将砖坯一块块码到脖颈处，然后背着这些沉重的砖坯走向砖窑，爬上窑顶，有人帮着卸下砖坯，紧接着再去背下一趟。这个活最困难的是从砖窑下往上爬坡的时候。如此循环往返，一干就是一整天），肚里没油水，购物至少来回要跑10里地，既不方便，又没时间，弄不好还要落个“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搞特殊化”等罪名，因此大家谁都没有单独买过什么食物。一次我爱人（1966届大本生，分配到宁晋县中当教师。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后，也下乡插队一年）到宁晋县城开会后，到大韩寨去看我。他在县城花一块钱买了一只熟鸡（当时7角钱一斤）带给我，我不好意思自己吃，而是与大家分享了。大家津津有味地吃完鸡肉，感到意犹未尽，又把鸡骨头收集起来，煮了几次“鸡汤”喝，直到煮得一点滋味都没有了，才把鸡骨头扔掉。
1966年3月，邢台地区遭受了地震灾害，距大韩寨8里的隆尧县白寨几乎全村覆灭。周恩来总理曾亲赴灾情最重的几个村子去视察。地震后，灾区人民重建家园，不敢再盖高大宽敞的房子，各家各户盖的都是低矮简易的住房或地下挖坑搭的简易窝棚。像我这样1.63米的个儿，不小心一直腰，头就要撞在房檩上。我们在户里住了不久，组长王瑞兰听说我们4个女生住的那家是户富农，她就要求大队给我们换地方，最后大队腾出了单砖盖的简陋得四面透风的弹棉花房，用秫秸当墙隔成三小间，中间一间垒灶做厨房、饭厅，两边的两间由男、女生分住，既不隔音，也不隔味儿，好在大家大多都能互相理解、关照，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几个月后我们的大家庭中又增加了河北师大体育系毕业的男生李成明。他与王维舟、刘鑫荣都是1.80米左右的大高个儿，带领村里的一些青年农闲时打打篮球，活跃了村里的体育生活。
在这样贫穷的地方，我们这些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和吃粮有保障的人，虽然也都下乡参加过劳动，甚至“四清”时在农村与社员“三同”过较长时间，但劳动的熟练度和体力都比不上当地整日与土坷垃打交道的社员，可是还要“抢”社员们的口粮、物资（我们每月有42.5元的工资，实发25元，剩下的待年终分红时，以我们劳动所挣的工分和扣去分得的粮食、柴禾等将差额部分再发给我们），小队还要为我们按人头增交公粮，因此遭到一些社员的嫉恨，最苦最累的活交给我们干，还常受到一些讥讽、整治。县委组织部分管我们的干部齐登宇就曾说：“我工作多年，每月工资才29块，你们凭什么刚来就拿42块5？你们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把你们打回老家去！”我们作为“再教育”的对象，也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
这里不仅贫穷，而且落后。我们吃了一段派饭后，大家体质都不同程度下降，而且因为有饭钱和粮票，也给贫穷的社员间造成了矛盾。县里又让我们自己到公社粮站去买粮，自己起伙做饭了。这年的10月1日，我们比平时吃的稍微好一点，记得是王树增给做了他们家乡的饭——“燕儿”（一种用小米面糊糊摊的饼）。我们吃饭时，常有附近的贫下中农到门口观看。他们看到我们改善伙食，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过八月十五，过八月二十呢？”（这年的“十一”是阴历八月二十）我们详细地讲了共产党、毛主席如何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如何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等等，这些我们在小学就知道的常识，没想到讲了半天，得到的回答是：“噢！我明白了！那天咱们立国号了！”真叫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
大韩寨村很大，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共分成了9个生产队。一次，九队一户人家的一个上小学4年级的12岁女孩突然得病死了。这本来是很让人惋惜、悲痛的事，没想到一队一户人家早年死了父亲，母亲改嫁走了，儿女都三四十岁了，早已成家，孩子都比死了的这个小姑娘大，他们竟然要为死去的父亲娶这个小姑娘为妻，九队这户人家居然同意，两家都兴高彩烈地操办起来。女孩被穿上新衣、绣花鞋，男方用椅子抬着死人的牌位，打着红幡，浩浩荡荡地到九队把女孩的尸体迎娶回家，行完婚礼，然后再哭他们“死去的娘”，可笑他们真哭得出来，喊得出口！最后把新死的“娘”与早死的爹埋在一起，两家都了却了一桩心事。否则，一方孤女不能进家坟，一方死去的爹无女人陪伴。多么荒唐可笑！
更新鲜的是居然有的社员向我们打听：“顺德府（邢台市的旧称）还有日本鬼子吗？”真让我们为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而大感其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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