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马背医生的6年

草原生活的确是非常艰苦的，荒凉少人，没有电，吃水困难，语言不通，冬天多在零下二三十度，而能取暖的只有牛粪、羊粪，那种情形，现在的青年是很难想像得出的。然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吃过那种苦，现在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觉得不在话下了。在我8年的插队生活中，可记叙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如第一次进蒙古包，第一次骑马、骑骆驼，第一次放牧，第一次遭遇狼等等，但最值得记的还是我当马背医生（赤脚医生）的6年。这里仅随手记一两件印象较深的事。

我是在公社卫生院经过了10天的短期培训回到大队后当上“赤脚医生”的。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后怕，可那时还就真的干起来了，而且在干中学，后来竟然也成了内、外、儿、妇、骨样样干，西、中、蒙医一起上的“全科大夫”。

那时牧民由于受放牧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制约，居住非常分散，一个畜牧点上多的也只有三四户人家，而每个点之间又相隔一二十里地，这虽然有利于放牧，但在生活、医疗等方面却有很大困难。牧民生了病，要到公社请大夫，一趟就是几十里，来回近百里，骑马还能快些，要是没有骑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只好听天由命。有时牧民即使到了公社，大夫在不在？能不能出诊？也都是问题。有的牧民为了请大夫，特地还牵上一匹马，就是为了给大夫骑，然而要是遇到不会骑马的大夫，还是没办法。所以那时牧民多数是请“喇嘛大夫”，即蒙医。他们过去都曾在庙里当过喇嘛，并系统地学过藏医，会用藏药，在没有西医的情况下，他们非常受牧民的欢迎，但人数太少，远不能解决草原缺医少药的问题。有个别思想愚昧的牧民得了病还要求神拜佛，以祛病消灾。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公社卫生院新来的几位年青的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立志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于是他们一方面着手在知青中物色一批骨干，加以培训；另一方面建立全公社的医疗网，通过“赤脚医生”解决“就医难”的问题。我开始并不喜欢搞医，但就在那个夏天遇到了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震动，使我改变了想法。1970年夏天我正在公社参加修筑战备路工程，一天听说林业队有位我认识的北京知青得了急性阑尾炎，要转送旗卫生院做手术，但因公路被山洪冲断，送不出去，现在还在公社卫生院躺着，情况很不好。我听说后马上赶到卫生院。这位知青发病已经两天了。开始以为是胃病，想忍过去，但没想到到就诊时已经很不好了，开始发烧，说明已经感染。当时大家都很着急，生怕出现意外。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一位大夫果断地提出：不能再耽搁，马上就地手术！当大夫们统一思想、并研究了手术方案后，我们这些知青马上投入了建立临时手术室的工作：打扫、消毒、布置、再消毒等等。同时卫生院也在想办法解决照明问题。由于没有电，最后有人提出用汽车灯来代替，可是临时又上哪找汽车呢？那时汽车在草原上还真是少见的东西。于是有人提出向离公社四五十里外的驻军求援。这个方案通过了，但怎么与部队联系呢？那时公社还没有电话，于是有人自告奋勇骑马前去。但被洪水挡了回来。结果公社书记又派了一人，并让二人揪住马尾巴泅水过河。部队首长听说后，马上派出汽车，并带了备用设备，克服了种种困难，于天黑时赶到了卫生院。在大夫们的通力协作下，在那么简陋的条件下，手术居然很顺利地做完了，而且很成功。当时那个阑尾已经溃疡，如果不是及时切除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成为我后来下决心学医的动力。

记得刚当“赤脚医生”不久，一天我们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公布年终决算和安排转年生产。会议一开就是三四天，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来了，就像是过节，因为一年中也难得有机会团聚见面。结果正好那年冬天“流感”大流行，大家不聚在一起还好，这一聚，差不多全传染上了。当时药品非常缺乏，为数不多的抗生素只能给重病号用。由于这次流感来得快、来势猛、面积大，连旗医药公司都没有药。等进药又来不及，我们只好采取针灸疗法及其他土办法进行治疗，居然也很见效，竟把“流感”控制住了。这是我们初试牛刀，能有此效果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而且这一下就在牧民心中建立了信任感。但这次也使我们感到所学的医疗知识太贫乏了，得好好学习才行。但真正使我思想上认识到“人命关天”的重要意义，还是第二年春天的事。

第二年初春时的一天清早，一位牧民急匆匆地跑来，见到我就说：“你快来，我的孩子不行了！”我准备好药品，骑上骆驼就去了。他家离大队有十一二里地，我到他家时全家人都焦急地等我。我看到我队一位住在另一个畜牧点上的蒙族老太太也在那里，据说她能用一些土办法治小孩常见病。她见到我一面说：“大夫来了就好了。”一面起身出去了。我看到刚刚一岁的患儿情绪烦躁，喉头不断发出喉鸣音，手脚有些抽搐，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危险了。但我当时由于经验不足，见孩子情况危急，没顾上向家长讲明危险性，就动手治疗。我用了0.3毫升的笨巴比妥，并用生理盐水做了稀释，然后给患儿进行肌肉注射。很快患儿平静下来了，家长很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然而这种情况只维持了十几分钟，孩子突然又抽起来，仅一分多钟的功夫，孩子就没气了。我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也未见效。孩子死后，我又向家长详细了解了孩子发病的原因和时间等情况。孩子从发病到死亡超过了20个小时，而且在我去之前那位蒙族老太太已给孩子服用了两次自己配的草药。不久，孩子家长到旗法院及有关部门告我的状，但我用药本身没有问题，所以患儿家长在旗里活动一番也没起什么作用。

这件事过去后，我痛感学习的重要，于是从各方面拼命地找医学书看。那年冬天我利用回天津探亲的机会，到正定我姑父那里学习了一个多月。我姑父是很有经验的军医，当时在部队医院任病理科主任。他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从解剖、生理、病理等几个方面系统地给我讲了一遍，而且还有很好的实习。他那里有两具供学习用的尸体，还有很多供实验用的狗，所以我每天可以利用半天的时间学习解剖，还用狗练习外科手术基本动作。姑父那里有很多病理切片，我可以在显微镜下通过观察、比较，学到很多知识。这次学习虽然为时不长，但内容非常丰富，条件也非常难得，为我奠定了非常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以后的工作中，在没有现代化诊断设备的条件下，通过分析病情，能够比较准确地作出判断。后来在实践中，自己又学了一些中医和蒙医知识。(www.xing528.com)

有一年夏天，我们大队一位老牧民被狗咬伤了，人们用当地盛产的一种草药马勃给他止血后送到大队来让我进一步处理。我一看老头胳膊上缠着破布，下面是厚厚的黑乎乎的马勃粉，里面还不断地有血渗出，就对送他来的人说马上送公社卫生院治疗。但病人不同意，非要让我给他看。我只好一方面简单消毒小手术器械，一面给他处理伤口。当时我身边连个助手都没有，这时一位在我队体验生活的内蒙歌舞团的小提琴手自告奋勇给我帮忙，我这才分身给病人处理伤口。当我将血污的创面清洗干净后，看到有四五寸长的皮被撕开，在一边翻着，下面还有出血点。我立即用止血棉压了一下，看到有根小血管断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缝合血管是不可能的，即使到旗医院也不行，于是决定将其结扎。我熟练地用止血钳将其夹住，并用缝合线将血管结扎。伤口处理完后，我还是劝老头去公社卫生院再看看，老头同意了。当他回来后告诉我，给他看伤口的是内蒙医学院一位副教授，他正带着学生在我们公社卫生院实习。他打开老人的伤口一看，又听说是大队“赤脚医生”处理的，赞许地说：“回去告诉你们队的‘赤脚医生’，他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

还有一年秋天的深夜，我正准备睡觉，忽然有人跑来告诉我，住在离大队十几里处的帕格玛老太太下午不慎从驴车上掉下来摔伤，让我马上去看看。下午摔伤，为什么现在才说？细一问才知道，她家里人都在夏营盘，这里的冬营盘只有她一人在。于是我找一名知青陪我一起去，以做帮手。我们两人共骑一头骆驼，在漆黑的夜里直奔病人家里。到那里一看，老太太正躺在炕上呻吟。右侧锁骨骨折！很危险。我慢慢扶起老人家，让那位知青将她扶住，然后给她骨折处打了一支普鲁卡因（麻药），接着给她复位。幸亏我带了一个人，否则还真没办法复位。搞过外科、骨科的医生都有一种体会：治疗中越下不了手，越会给病人带来痛苦。所以我吸了口气，用膝盖顶住老人的背，猛地用手将老人双肩一搬，只听“咔”一声，骨头复位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老人的锁骨还是长歪了，她想让我再为她重接，但考虑她已60多岁，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而且也没必要，所以就作罢了。我离开大队时，这位老太太久久拉着我的手，舍不得让我走，她哭着对我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但就这样，她还送我很多奶食，嘱咐我一定回来看她。

8年中我与那里的牧民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特别是我作为“赤脚医生”，直接为牧民的生老病死服务，与牧民的感情更非同一般。我从牧民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这8年的生活使我终生难忘。我常常梦见那匹我骑了6年的马和那头被称为“白鼻子”的骆驼，它们那可爱样子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也常想到那些曾被我医好的一些牧民，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在草原的插队生活，草原改造了我们，我们也改造了草原。我们学会了放牧、剪羊毛、接羔保羔、搭棚修圈、起羊砖等牧业活；牧民也跟我们学会了做炖肉、红烧肉，学会了吃鱼、蔬菜，学会了汉语和汉族的一些生活方式，学会了一些好的卫生习惯。……我们为改变草原的落后面貌奉献了青春，也为增进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当年我们一代知青的经历对很多年轻一代来讲，也许是在听天书，但当“老三届”们聚在一起回首那些前尘往事时，他们的心依然那么年轻，他们的血依然那么火热。经过磨练的他们，已然变得成熟、深沉、自信、干练、洒脱，他们已成为当代中国的脊梁。我们的经历是永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