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美景，天津文史资料79辑分享

▼翦安

去年金秋，北京的部分云南知青有一次聚会，其主要内容是观看一位知青朋友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大勐龙分场拍摄回来的录相，并听他讲述农场20年之变迁。录相中的版纳景致美丽依旧，而录相中的版纳农场却因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使我有重返故地之感，它使我追忆起70年代的版纳生活。

孩提时就听过一首赞美西双版纳的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歌唱，密密的寨子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碧波荡漾。”版纳为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所属的旧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县。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封建领主将辖区划为12个征收官租、税赋的行政单位——版纳（原意为“一千田”）。“十二”傣语作“西双”，自此有“十二版纳”即傣语“西双版纳”之称。1960年版纳景洪改为景洪县。

“文革大串联”中曾有55名北京高中生途经西双版纳，他们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申请去版纳农场开发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海南为第一基地），得到总理支持。于是，1968年第一批北京知青落户于版纳。1969年5月，北京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任务中增加了一支去版纳农场的队伍。我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三营一连（一年后改归农场，即云南景洪农场三分场一队），一去就是9个年头。那年我19岁。

赴滇时正值雨季。从昆明乘坐汽车到版纳需要4天。雨雾中，车在深山密林中开出的山路中缓缓盘行，两耳只闻猿声啼，汽车难越万重山。每到转弯陡坡处，司机都要停车用稻草垫路以免滑坡。偶遇滑坡，个个胆颤心惊。一路艰程，心情不佳。

4天后汽车进入版纳地区，道路平坦了许多、视野也开阔了许多。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亚热带风光：公路两旁盛开火红的攀枝花，盘根错节的大青树下闪动着傣家女俏丽的筒裙，滚滚澜沧江边旋转着轧庶糖的水车，山涧清泉潺潺流入傣家竹楼，孔雀开屏、百鸟争鸣、棕榈树粗壮挺拔、凤尾竹婀娜多姿，椰子、香蕉、木瓜树果实累累，叫人目不暇接。一路观光，心绪好了许多。版纳景洪是农场总场所在地，我们的分场在大勐龙，与邻邦缅甸只一山之隔，那里更有晶莹翠绿的异国情调。

进入连队，我才意识到艰苦的生活刚刚开始。一连建在山坡上，虽已有10年历史，却依然贫困。两排用土坯盖成的瓦房和两排临时为昆明和北京知青盖的竹房，围篮球场形成长方阵。干部、职工一律享受28元月薪。各家陈设都很简朴：统一制作的木床和桌椅，统一的锄头、砍刀和斗笠，仅有的私产是支边时各自带去的旧木箱。老职工来自云南、湖南和四川。这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连队，大家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连长万永和，当年不过40岁，是50年代云南退伍军人，共产党员。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性情豪爽、为人正直，大家直呼“万大叔”。对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祖父翦伯赞“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们都受到了株连），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他坚持原则，曾多次制止了在群众批判会上个别干部的武斗行为。在那种年月里，我觉得他心肠特好。白副连长也是老退伍军人，一家来自云南拉祜山寨。他有矮墩的身材，黑皮肤、白牙齿，笑起来憨态可掬。他不穿鞋就可以满山遍野地奔跑，人称“赤脚开山人”。他与连长同龄，是连长的好搭档。几年来，他们教会了我们许多本领。如刀耕火种开荒山，冒雨上山种橡胶，深山老林砍水竹以及在赤日炎炎下，上山扑火救胶林等。每当我力不从心时，我就会看到：在同样的血肉之躯里，他俩的躯体中蕴藏着的那种强大力量，从而使自己支撑下去。每当我得到他们夸奖时，也会感到与天地斗之乐趣。

农场胶工凌晨踏露割胶的情景，像一幅图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王排长是农场培养的第一代割胶手，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腰背微驼身体单薄。每日凌晨，他和所有的胶工一样，手持胶刀，头顶胶灯，腰系竹篓，脚穿胶鞋，消失在茂密的胶林中。日出后，他才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连队，然后指挥胶工磨胶刀、收运胶水去场部加工厂，下午还要培训新胶工。30余岁的王排长已显示出未老先衰的样子。他的妻子说：“老王每晚都要闹胃痛。”我原以为，比起披荆斩棘开荒来，割胶工作是轻松的。直到我亲自尝到割胶的滋味，才体会到胶工的辛苦。先不说每日凌晨挑灯起床的准备工作，也不说踏露在野草丛中穿行，仅仅低头屈腿绕胶树做500余次180度转弯动作（每人每天负责500余棵胶树），就令人头晕脑胀。胶林中潮湿的草地里还常爬出一些蚂蝗和蚂蚁，直叮得人大腿生痛。而此时万不可停下手中的刀，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割伤树皮，导致当年橡胶树低产或死皮。当阳光射入胶林，洁白的胶水停止流淌后，胶工又要提着胶桶，将流入胶杯中的胶水收集起来运往加工厂。余下的时间就是磨胶刀、管理胶林。王排长靠着顽强的毅力战胜疾病，并培养了大批优秀割工，其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因产量高、伤树少而闻名全场。她曾代表总场参加过海南地区割胶经验交流会。我想，这荣誉，同样属于王排长。(www.xing528.com)

一年的竹房生活使我终身难忘。一排四间竹房，分别住进6女、5男共11位北京知青。竹排连成墙壁，草排铺成房顶。室内有门无窗，光线透过竹壁射进室内，空气流通，可闻鸟语花香。床和桌椅也都是竹子做的，室内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竹香。连队的女职工经常光临竹房，教我们如何挂蚊帐，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与一水之隔的傣族老乡搞好关系。听她们说，云南有18怪，其中一怪是：“三只蚊子炒盘菜”。版纳的蚊子个儿大，叮人狠，易传播“摆子病”（疟疾）。患者冷热无常且高烧不退，医迟了，为之丧命者大有人在。赴滇前就传说云南有“瘴气”，指的就是那种恶性疟。所以每当夜幕降临前，我们都会迅速钻入蚊帐，借着帐外微弱的煤油灯光，或写信，或看书、或蜷曲着疲惫的身子一觉到天明。一年后，连队为迎接大批上海、重庆知青的到来，又盖了新瓦房。我们便告别旧竹房，迁入新居。一年中竹房内外发生了许多趣事：如不速之客小竹叶青蛇钻进室内，惊吓了胆小的女知青；被白蚁蛀断了的竹床板，摔醒了梦中的男知青；暴风雨之夜，竹房内突降小雨，大家东躲西藏之际，连长已带领老职工冒雨抢修好房顶。其中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

“文革”浩劫夺去了我们继续读书的权力，但知识在遥远的边疆依然重要。短短几年，农场的知青人数已占职工人数的70%。他们活跃在各个不同的重要岗位上：如技术员、教员、会计、卫生员、文书、广播员等等。我是一连知青中第一个被启用的“人才”。连里听说我下乡前在北京的医院里受过“赤脚医生”的系统培训，所以在连队老卫生员探家期间，由我代理卫生员工作，一干就是数年。我曾根据农场现有的医疗条件和云南边疆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条件，开展中西结合防病治病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先后在分场、总场医院以及上海医学院在版纳景洪开办的医疗函授班受训，对一般疾病及小伤缝合等均能得心应手。深夜求医患者中不仅有连队职工，还有附近哈尼族山寨的妇女和儿童。我感到知识对于缺医少药的边疆是多么必要。因此，平时更懂得用书本里的知识不断充实自己。

由于分场中学急缺教师，于是先后抽调我和连队一名男知青去学校教课。连长对我说，要不是考虑到学校的娃娃，说什么也不放我们走，因为连队很需要我们。那话语令我感动。记得学校设备差，我教初中二年级的语文和化学，但没有化学实验室。学生来自10个连队，徒步上学很辛苦，但求知欲很高。每逢周六下午，我都要搭连队去分场送胶的手扶拖拉机返回连队度周日，和我的知青朋友结伴去赶街（傣族自由市场），给职工的孩子辅导功课，为老病号扎银针……。几年中，我与连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978年，我在版纳度过了最后一个傣族泼水节便调离农场返城。阔别农场20年后，听知青朋友说，版纳人在改革开放中富了起来。首先是公路、航线的畅通，使遥远边疆与内地的贸易经济往来频繁。其次是版纳的副业发展起来，无论是傣寨还是国营农场，各族人民家家有了彩电、音响、组合家具。农场还办起了干休所和敬老院，使有贡献的干部安度晚年，使孤寡老人老有所养。农场医疗条件和教学条件也均有很大发展。

西双版纳有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芭蕉树，其根深植沃土，枝于粗壮，叶面宽大，花朵洁白、果实酸甜。在遥远边疆生活的那些日子里，细雨中，我熟悉雨打芭蕉的声音；烈日下，我享受过芭蕉树的荫凉；开荒中，我们曾无奈砍烧了芭蕉树的全部，但不久，它又会重发新芽、开花、结果。它简直就像版纳的农场人，顽强拼搏，生生不息，用自己的血汗灌注胶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继续发着热和光。

我深深思念版纳农场的老职工、怀念那些为边疆建设而长眠于地下的知青朋友。我坚信版纳的明天会更好。

作者简介：翦安系68届高中毕业生，天津市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天津市图书馆典藏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