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陆不平沟三千”，毛家山的沟壑数不清，我和同学们第一次上后山砍柴时，七八十斤重的山柴压在肩背上，沿着山间小道往回走，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上坡，功夫不大汗水就湿透了棉衣，喘气都困难，咬牙坚持着，五六里远的山路我竟歇了八九次。
夜深了，山风呼啸，我在窑洞里油灯下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毛主席的教导坚定了我接受长期磨炼的信心。
1970年4月，毛家山下了一场多年不见的大暴雨，山洪像脱缰的野马从后山横冲直闯，劈头盖脑地向我们刚刚修好的堤埝滚滚而来。转眼间，我们和贫下中农用汗水修起的堤埝就被洪水冲开了一个缺口，当时运土、运石头都来不及了，如果塌方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当时只有我和郭维才避雨的地方离缺口最近，我们毫不犹豫地躺在缺口处，让水顺路走。由于水流太大，结果洪水和泥浆向我们卷来，很快我们被埋住了半个身子。在我们随时都有被冲下山的危险时刻，知青和社员们赶来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用土堵住了决口，保住了堤埝。当我和郭维才从地上爬起来时，完全成了两个泥人。回村后社员们立即给我们送来姜汤和白酒，让我们暖暖身子，我和贫下中农的心贴得更紧了。
1970年12月26日这一天，毛家山大队新的党支部诞生了，我被全体党员一致推选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使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全体党员和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担心的是怕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在党旗下我曾庄严地表示，担任党支部书记以后做到四个不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位置不变；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不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变。
为了尽快改变毛家山的面貌，我和全体党员统一思想，首先抓了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建设，要求党员干部们以身作则，处处走在前面，说干就干。1970年冬天，我和毛家山新老社员一起大战三九寒天，把“冬闲”变成“冬忙”，用钢铣、铁镢深翻土地100多亩，使“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整修了30多亩的“大寨式”水平梯田。我也曾走遍了毛家山七沟八坡三道梁，绘制了“毛家山生产队规划图”，当时明确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三通”（通电、通车、通水），建好“三田”（每人一亩大寨田、一亩水浇田、半亩沟滩田），办好“五场”（林牧场、养猪场、良种场、砖瓦场和铁木场）。这规划实现之后，十年九旱，交通不便的毛家山将会变成：“点灯不用油，磨面不用牛，砖窑一孔孔，吃水能自流；梯田平展展，满山绿油油，猪、牛、羊成群，水库任鱼游；机器隆隆响，铁牛遍地走，工农商发展，五业齐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早日实现奋斗目标，我找到平陆县委做了汇报，县委书记刘子光、武装部政委蒋利文、副政委孔令贵等领导多次到毛家山实地考察和指导，他们同意并支持了毛家山的规划。
为了通电，1971年秋天县委决定投资支援我们，刘书记对我说：“老郝，你回天津求援去吧！能买高压线，就买高压线，买不到高压线，就是买回八号铅丝来，今年也要让毛家山通上电！”
我借回津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在市知青办邓凤桐副主任的安排下，于9月30日见到了王元和政委。王政委当场写了让电力物资部门帮我们“酌情解决”的信。观礼后的第二天，我就拿信找到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但他们说：“现在工厂产量很低，我们供应天津本市还很困难，三吨三的数量无法解决。”难道毛家山新老社员们期盼着的“通电”就这样告吹了吗？我不甘心。10月初，天津知识青年汇报大会在天津体育馆举行，领导让我也上主席台。为了解决高压线，我坐在了王元和政委的旁边，利用休息机会向王政委汇报了高压线没解决和我们必须通电的情况。王政委再次给有关领导写信，希望他们支持知青工作，支援山区建设，克服困难“一定解决”毛家山需要的高压线。我再次找到有关领导把王政委的批示交给他们时，他们感动了，决定克服困难从天津市内的指标中挤出三吨三高压线支援我们。接着南开区领导派车帮我从电缆厂提货送到火车站发回平陆。
毛家山要通电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知识青年纷纷参加架线劳动，他们和架线工人一起测线路，栽线杆，使15里长的高压线跨过四条沟，越过三道梁，架到了毛家山，同时使晴岚公社上吉、冯卓大队也通了电。从此这些偏僻的山村，家家亮起了电灯，户户响起了广播喇叭，脱粒、磨面、粉碎、轧花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不久天津南开区委副书记刘少夫同志来到毛家山慰问知青和贫下中农，他表扬了知青们的创业精神和干劲，感谢了贫下中农、各级领导对知青的重视和关怀。接着，南开区政府赠送给我们的汽车，拉着车床、刨床、钻床开上了毛家山。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毛家山沟深坡陡，交通十分不便，毛家山人出山自古只能走羊肠小道，送公粮、买化肥只能肩担牲口驮，人病了去医院也只能人背、担架抬。为让拖拉机、汽车早日开上毛家山，实现贫下中农多年来的心愿，党支部决定先开一条10华里的简易公路。知识青年个个信心百倍地参加了开山筑路的战斗。不会测量，大家边学边干；没有炸药，自己制造。打眼放炮比较危险，青年们抢着干，大家争时间抢速度，不怕苦，不怕累，全大队从5岁到84岁的几百名新老社员齐努力，经过20多个日夜的紧张奋斗，削平了四个山包，动土上万立方，终于在两沟四面坡上开出了10华里的简易公路。1971年秋天，“东方红”拖拉机终于第一次被我们请上了毛家山。毛家山与公社的路通了。
1973年8月，毛家山知青点的事例，被写进了毛主席圈阅的中共中央30号文件。此后山西、河南各地的大批知青先后到毛家山参观，但是简易公路解决不了大客车安全上山的难题。为支援毛家山的发展，平陆县委决定动员全县10个公社帮毛家山修正式公路。每公社派出100名民兵，组成了千人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毛家山。他们自带工具、自备炸药，大干一个月，建成了通往平陆县城的能通行大客车、大汽车的山间公路。1973年12月第一批满载支援物资的大卡车开进了毛家山。1974年天津支援我们的“铁牛”55拖拉机开来了。1975年山西省委书记韩英视察毛家山时，省里又支援了我们一辆60马力的履带式拖拉（推土）机。(www.xing528.com)
毛家山是个“沟底常流水，垣上渴死牛”、十年九早的穷地方。饮水只能靠储存夏、秋季雨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和党支部研究决定“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造福后代”。因为毛家山已通了电，县领导最初支持我们的方案是，在前山沟底修个小水库，建个扬程118米的电灌站，抽水上山。但动工以后贫下中农反映水库小，几场暴雨山洪就会把水库淤成一片河滩，再说电力不足的局面一时也不易解决，用电浇地也太贵，就停了工。社员王文秀、狄小二建议在后山黑牛岭修个堤，穿山洞引水自流浇地。我想，毛家山贫下中农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他们对这里的情况最了解，也最有发言权。于是我就进一步访问贫下中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又找到县水利局的有关专业人员，和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一起踏遍黑牛岭的沟沟岔岔。五次翻山过涧，测定水位和流量，进一步弄清山体的石质和结构，根据详细勘测结果，制定了新的施工方案，后山筑坝蓄水，黑牛岭凿通山洞，盘山修渠，引水自流饮用和灌溉。新方案拿到干部群众中讨论，深受群众的欢迎。
这项工程最艰巨的任务是在石山里打通一个长360多米，高1.7米，宽1.5米的涵洞。工程刚开始，知识青年宋春元、吴贵荣、孙万年，贫下中农王文秀、狄小二、崔天保等人硬是靠双臂抡锤，双肩拉车，昼夜奋战。我也挤时间和大家一起干。开始别人照顾我视力不好，只让我掌钎，但我试着抡铁锤，逐渐也能顶班干了。“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成了我们激励自己鼓舞他人的口号。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打出的山洞只有101米。按洞越深越难打的情况计算，打通全部石洞最快也得五年。时间不等人啊，面对困难我冥思苦想着。
1972年春天，在中共运城地委开会期间，我巧遇中条山垣曲铜矿（十三冶）支左的军代表冯副师长。他得知我们的困难后，让我会后到垣曲铜矿去找他，说：“我们帮你们战胜困难。”我乘车300多里，到垣曲铜矿找到了冯师长。他让我吃住在他家，并领着我找到范矿长。经过四五天的反复协商，中条山有色金属总公司派出四名有经验的工人，带着空压机、电风镐和炸药到了工地。
在工人们的支援下，知识青年、贫下中农决心更大，干劲更足了。工人带知识青年分三班打眼放炮，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分三班往外运渣。石洞打到200多米以后，爆破完硝烟、硫磺蒸汽弥漫在狭窄的洞口，久久散不出去，洞里空气稀薄……可碎石如不及时清除，就要影响工程进度。副队长宋春元眯起双眼，忍住咳呛，在四面坚石包围中往洞里闯，待到几车碎石拉出来，他和几名知青已头晕眼花，气喘嘘嘘，血液好像都涌到脸上，几个人趔趔趄趄走到洞口，冷风一吹就栽倒了。但是等到第二炮放完，大家又一跃而起推着斗车钻进了烟尘滚滚的石洞……。
1973年早春，郝广杰（前排右起第二人）与第一、二批知识青年去水利工地参加劳动
1972年12月18日，“工农联盟洞”胜利贯通了。接着党支部又率领广大新老社员抢修了2400米的盘山渠道，1973年5月7日，毛家山历史上第一次让后山的泉水流进了毛家山。“五七幸福渠”在鞭炮声中竣工了。当我看到毛兴堂、李新玉、郑卯、毛大娘、景大娘这些六七十岁的大爷大娘和全村老少，满含热泪手捧甘甜的清水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咽的时候，怎能不激动呢？
为了提高毛家山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还搞科学试验，实行科学种田。1969年冬天我们在民兵拉炼中看到本县张村公社郭家山生产队采用坑种玉米法，使产量大幅度增长，便种了16亩玉米实验田，结果亩产达到560多斤。从1971年开始毛家山便大面积推广了玉米坑种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大队还组织知青们进行了小麦、棉花等品种的对比试验和播期播量试验。10年当中我们先后引种过“跃进五号”、“向阳一号”等小麦良种。
毛家山的粮食总产量，由1968年的9.02万斤，提高到1971年的18.84万斤，三年翻了一番。1972年大旱之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9.86万斤，比1971年增产13%。
1973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发表的“敢教毛家山变大寨”的文章，那是毛家山当时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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