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5年《人民日报》就刊登过毛主席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3年周总理也指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
1968年12月22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天津湾兜中学沸腾了，因为20天以前学校革委会常委朱金毅和二年九班的孙双喜等人就开始组建上山下乡长征队了。毛主席的号召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决心继承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以长征为荣，以长征为乐，要坚定不移地步行上山下乡。到哪里去呢？当时在天津接收知识青年到山西的平陆干部张松青，郑有存赶来了，他们欢迎“长征队”到平陆县去。知识青年说：“平陆、平平的陆地，我们不去，我们要到艰苦的地方去！”老张说：“平陆不平沟三千，沟底流水垣上干，吃水胜过吃油难。平陆非常艰苦贫困，中条山上有一个黄庄大队就是由96个自然村组成的，那里山高林密，至今还有狼、山猪、豹子常年出没，你们到那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只要艰苦和需要，我们就去！”
经过报名、查体、筛选，很快来自全校的20名男青年，10名女青年就组成了“天津市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他们中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5岁。为使知青安全抵达目的地，南开区革委会特意组建了护送小组，由一名区干部、一名工宣队员、一名医生、一名天津图片社记者、两名解放军和三名青年教师组成。因为我有去云南的经历，经过申请，我成了护送人员。并成了临时党支部的成员。
早在1966年2月，天津曾有800名社会青年和部分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响应党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自愿到云南省从事商业、文教及地质等工作。为了使这些青年人顺利、安全到达目的地，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组成了以市劳动局长为首的10人护送小组，我当时是青年教师、共产党员、教工团的支部书记，有幸成为护送小组成员之一。我们经过10天10夜火车、汽车的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里，先是到了云南省会昆明，在昆明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热情接待和欢迎。以后这些知识青年分赴云南各地，在那里与云南人民一起，为开发边疆做出了贡献。这次护送知青，给我以很大教育，为我以后到山西插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12月25日南开区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举行了7000人参加的隆重的命名和授旗大会，市、区领导王淑珍、王元和、马瑞华、马连理、刘少夫等出席了大会。
为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和热爱，在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天津市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高举红旗，身负行装雄纠纠气昂昂地出发了，天津市10万群众欢送了我们。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南开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马连理同志走在“长征队”的最前面。
从天津去山西可以直接到保定再西行，我们为表达对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决定绕道行军。经过四天步行240里，我们到了北京。第一件事，我们列队走过金水桥，在天安门前面对毛主席巨幅肖像向毛主席宣了誓，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接着我们住进了北京市妇联招待所，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欢迎。在那里，我们学习了元旦社论，见到了在山西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的父亲——“二七”车辆厂的老工人蔡义祥。蔡师傅在旧社会苦大仇深，他特意从50里以外的长辛店赶来，给“长征队”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使我们深受感动。
经过联系，1月2日我们列队来到昼思夜想的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经过我和朱金毅的再次交涉，我们在中南海的西门外荣幸地收到了警卫战士从毛主席身边为我们取来的水、土和葵花种子。当我们双手接过这珍贵的礼品时，我激情澎湃，当场写出：“中南海的水呀，甜如蜜；中南海的土啊，香无比；中南海的种子啊，最有生命力；知识青年的颗颗红心啊，永远向着毛主席！”的诗句。
离开北京，大家一路行军一路歌，可高兴了。两天以后一个个困难迎头袭来，有的同学身体不适应，发烧，体温升到39度；有的脚上打了六七个泡。女同学曹金玲腿肿得碗口一样粗，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同学们替她背行李，她不肯，同学们搀扶她走，她更不肯。小曹才15岁，本来这次组建长征队时没有她，可她听到毛主席的号召，非要到农村去锻炼自己。于是她三番五次申请要去，第一、二次没批准，第三次她就连同父亲、母亲、叔父一起去说服领导，第三次没批准，第四次她就写下血书，表示决心。这样一个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女青年遇到腿不听使唤的事，她怎能不急呢？于是她咬着牙，拖着发肿的双腿坚持走了200多里地，终于战胜了腿痛关，以后每天上路她都走在队伍最前面。
一天下午，正当我们唱着嘹亮的战歌，挺进在富饶辽阔的华北平原时，忽然迎面过来两辆军用马车，原来是当晚要住宿的解放军军营的军官和战士接我们来了。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指战员也高呼：“向革命青年学习！向革命青年致敬！”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被带进了四八〇〇部队营地。解放军用自己生产的粮食给我们做饭吃，杀猪给我们改善生活。师首长领导我们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的英雄事迹，讲当年天津战役的经过，向知青们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政治部主任亲自脱掉几名“长征队员”的鞋、袜，看脚底打泡了没有。
1月中旬我们来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省、市领导接见了我们。我们瞻仰了华北烈士陵园，在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墓前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决心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969年1月26日这一天，我们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大寨。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60年代毛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当时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参观了大寨，昔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刘树纲亲自带领我们去见大寨人，在大寨人经常教育他们青年的“乐人树”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接待了我们，向我们介绍了大寨人把旧大寨建成新大寨的战天斗地的发展史。下午2点10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口号声中，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同志亲切地会见了我们。“长征队”队长朱金毅代表全体队员把我们从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带来的部分珍贵礼品——中南海的水、土、种子送给了大寨人。
过了昔阳县崎岖不平的山路，呜呜嘶叫的北风加上一场鹅毛大雪，困难又升了一级。我们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换来了今天的新社会；眼下这重峦叠嶂的太行山，就是当年老八路战斗过的地方，脚下这蜿蜓盘旋的羊肠小道，就是当年革命先烈们踏过的征途。而今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出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
一路上，我们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冷了，他们给生火；饿了，他们给做饭；迷路了，他们五里相迎、十里相送……我们也一路为他们家家贴了崭新的毛主席画像，并把毛主席著作送给山区人民。孙双喜同学平时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但他却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毛主席的书送给贫下中农。
经过七天300多里的山路雪地行军，我们来到了刘胡兰的故乡——文水县云周西村，拜访了英雄的母亲胡文秀老妈妈。胡妈妈含泪讲述了刘胡兰烈士的生平事迹，使我们再次受到教育。(www.xing528.com)
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一路上三进工厂、六宿军营，无数次和贫下中农学习、劳动、生活在一块。
1969年2月12日，我们胜利到达了山西省平陆县，受到了平陆县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吉学武等领导同志以及2000多干部和群众的夹道欢迎。
经过51天长途跋涉，徒步行军2000余里，我们终于在1969年2月14日（农历腊月28日）春节前两天赶到了日思夜想的目的地——毛家山。
毛家山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公社干部早已敲锣打鼓站在村前的山梁上欢迎我们了，那时我们欢欣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老贫农毛大爷拉住我的手，连连地说：“腊月二十八，娃们盼到家！”大娘大婶们也说：“日盼、夜盼，总算把你们盼来啦！”
我们的吃、住，贫下中农早已安排妥当，我们住的窑洞和当地人结婚的新窑洞布置得一样干净、整齐。为让我们过好上山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半个月以前就杀猪、宰羊、磨面，并作了120多斤麻花。
为教育知识青年，大队选派了老干部、老贫农毛兴堂、李新玉在“合作柳”（合作化时栽的纪念柳树）下，为我们忆苦思甜，并特意为知识青年每人做了“扎根鞋”、“劳动衫”。
到毛家山集体插队落户以后，我一直和知识青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总是早起、晚睡，为他们操劳。因为我毕竟是比他们大十几岁的教师和共产党员，我要求自己必须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和榜样，在“带”字上下功夫。当时知青常跟我说：“郝老师，只要你能和我们一起干下去，我们就更安心了。”贫下中农们也说：“郝老师有你和知青们一起吃、住，一起管理，我们就更省心了。”知识青年的家长们则说：“郝老师，你就是孩子们的大哥哥，该说的说，该管的管。对不听话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我们把孩子交给了贫下中农，也交给了你，只要有你在，我们就更放心了。”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1969年“五一”节前夕，学校给我拍了电报，要我立即返回天津参加学校整党建党。这一消息很快传开了，有人认为我一走肯定不回来了：“人家是中学教员，不可能在咱这穷乡僻壤落户。”“咱农村人都想往城市跑，谁愿意丢开大城市进咱这山窝窝！”70多岁的李新玉大爷，特意把我叫到他家里说：“老郝啊，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不稳定了，咱毛家山人可都不想让你走啊！”“毛主席领导山区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正在翻身，可在科学、文化上咱还没翻身啊！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人，我看你回天津办完事还是跟领导好好说说，早点回来吧！”并拿出一双粗布山鞋送给我：“这次你回天津穿上这双鞋，记住咱贫下中农的重托，希望你能穿着它再回来。”我坚定地告诉李大爷：“请毛家山人放心，办完事我一定回来，和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一起建设好咱们的新农村。”临走的那天，我把全部行李留在了毛家山，只带着一个书包上路了。
回到天津在学校参加完整党建党以后，学校领导考虑我已经完成了护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任务，希望我能留在校内从事新的工作。可贫下中农的希望，知识青年的要求、学生家长的重托，我岂敢忘记！经过多次到区、市有关部门向领导申述重上毛家山的理由，领导终于同意我“暂去”毛家山一年。1969年8月8日，我第二次上了毛家山。
一天我突然接到未婚妻的来信，表示：“如果你一定要留在毛家山，咱们就谁也别影响谁了，各走其路吧！”
是回去完婚，还是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是实现“敢教毛家山变大寨”的誓言，还是半途而废返回天津？要知道那时我已是30周岁的人啦！父母年事已高，又身患疾病，怎么办？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仍选择了留在毛家山，于是我给女友回了信：“我同意你的意见，各走其路就各走其路吧！你的东西我不还了，我的东西你也别退了，这些订婚信物就作为咱们朋友一场的永久纪念吧！”
1970年春节，我借和贫协组长毛兴堂大爷一起到天津慰问知识青年家长的机会，再一次向学校、区、市领导提出落户毛家山的申请。1970年3月中旬，我终于如愿带着户口和组织关系，第三次上了毛家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