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我所在的宝坻县大钟庄乡司家庄遭受了沥水灾害,全队1000多亩庄稼绝大部分被淹没了,这是司家庄连续两年遭灾。这个大队1958年曾遭了一场大水,收成无几,全队社员在党的领导下,搞副业战胜了灾荒。1959年这场灾,又没有多大收成,眼看吃粮就没有着落,第二年也无法下种,党支部决定动员社员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夺取1960年大丰收,改变穷队面貌,赶上或超过富队生产、生活水平。
深夜,社员大会还在进行着,支部书记董德林和社员们商量办法。大家知道这是个紧要关头,不能泄劲,有了困难,国家是肯定要扶助的,可是一有困难就靠国家还行?社员都鼓着一股劲,一定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要战胜灾荒,困难确实不少。一提到困难,有的社员就说:“咱们这么穷,又连着两年遭灾,底子薄,劳力少,冬天吃的都够呛,还说得上明年大丰收和赶上富队?”许多社员不同意这个说法,可是一时又找不到适当的理由驳倒他。有几个原来就不安心农业生产的青年,就乘机提出要到城里去找工作。这时,我站起来望着支部书记说:“董书记,我坚决留在农村,为改变咱村贫穷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献出我的青春。”社员们听了我的话,感动地说:“燕子听党的话,要留在农村干,我们也应当象燕子那样!”
我的表态为什么给了人们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在别人看来,我们一家人大部分都在城市里工作,父亲在天津市一个工厂担任副厂长,母亲也在天津市一个缝纫厂做工,伯父、伯母在北京一个干部党校工作,哥哥在江苏省一个工厂工作,只有爷爷和我在农村。人们本来认为我到城市里找工作有方便条件,不会留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在这严重灾荒的情况下,我却表态坚决留在农村,大家都有佩服之心。
我的这个决定,也有个别人想不通,猜不透,持怀疑态度:别看在会上说得那么坚决,呆不了三天两早晨准得溜进城里去。有的老大娘还对我说:“你识文断字的,为什么愿在这里握锄把子,不出去找个事。”这时我家在外的亲戚听说村里遭了灾,也纷纷写信劝我到城里去找工作。我当时心里充满矛盾,是去?是留?思想上也有些动摇。党支部书记董德林知道后,找我说:“你是个团员,这是党对你考验的时刻。要实现远大的理想,就要不怕困难。困难越大,我们干劲应该越足,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困难。”我听了书记的一番话后,安心农业的思想更坚定了。我对董书记说:“放心吧,我一定记住您的话。”(www.xing528.com)
我的二伯母来信劝我,现在村里遭了灾,这么困难为啥在家里,不出去享福。挺精个闺女,怎么甘愿吃苦呢?是去城里找工作享福,还是留在农村吃苦,我下定决心选择了后者。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常常讲,工业离不开农业,农村青年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话深深地记在我的心里。有一回,县拖拉机站给北大洼(泄洪区)耕地,我看了很惊奇,也很羡慕,心想,什么时候咱农村也使上拖拉机呀?从此我有了一个远大的抱负,要参加农业生产,使北大洼几十万亩荒地变成鱼米之乡,农业搞好了,才能支援工业,将来拖拉机遍地跑,北大洼就不再是穷洼。
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中学毕业后刚参加生产队的时候,队里派我去幼儿园当教养员,我从心眼里不乐意干,而喜欢参加田间劳动。我想,田间干活虽累点,但省心。可我又想,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一定要干好。一开始办幼儿园没经验,30多个孩子不大听话,跑得东的东,西的西,有的动不动就吵架,我一管就挨骂。我想干这活是受累不讨好,净挨骂,就找支部书记,要求参加田间劳动。董书记说:“那怎么行?你当教养员正是让广大妇女去参加劳动。党给你这个担子不轻啊。小孩子一吵架就不想干,那遇见大困难怎么办呢?”我想,对呀,碰见这点小事就不干怎么行,有困难就应该想办法去克服。后来我把幼儿园工作搞好了,党支部叫我把工作交给了别人,让我参加了田间劳动。
司家庄牲口少,又没有农业机械,生产很困难。我也曾动摇过,我的爷爷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干活累点不算啥,趁着年轻多干点,社好咱也好。”我想爷爷说得对,就又鼓起了勇气。我去天津看望爸爸时,他领我参观工厂。我看到那么多机器,生产许多产品,感到非常高兴,多好啊!我一定要在农村搞好生产,支援工业。爸爸留我多呆几天,我怎么也不肯,很快就返回农村。我想,听党的话,不是空洞的口号。农业这么重要,党需要自己留在农村,就坚决留在农村,有困难看你怎么对待,穷棒子社只有“三条驴腿”,可是人家把社办好了,自己村有三头牛,条件比人家好多了,为啥不能变富?现在农村受灾有了困难,共青团员怎能当逃兵?怕困难是不能改变贫穷面貌的。我一定学习王国藩的穷棒子精神,和大家一起战胜灾荒,把穷队变成富队,摘掉穷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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