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趁作，指根据自己的专业和意愿到社会上去寻找工作。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政府颁发了优惠工匠的条例，规定：把工匠大致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京师或其他大城市固定做工的，叫“坐匠户”；另一类数年轮班到京应役的，叫“轮班匠”。根据新条例，他们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是毫无自由的“工奴”，而是人身自由的匠人。其中轮班匠每三年（或二年）为政府服役三个月，坐匠户每月服役十天，因病不能服役时还可以纳钱代役，其余的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到社会上去找活干，在“自由趁作”期间的收入全归个人所有。这样，工匠可以靠手艺过上比一般人富足一点的日子。
这“自由趁作”四字对工匠来说是何等重要。当时，“轮班匠”有二十三万二千多人，“坐匠户”相对要少一点，加起来至少有四十来万人吧！这四十来万有相当技能的匠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对社会生产的推动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明代中叶，官手工业的衰落，特别是在强制劳役制下的工匠，由于运用怠工、逃亡等方式进行不断的斗争，使官手工业劳动力的提供发生了困难，官手工业的制成品不合规格，不堪应用。至于官手工业的经管人员，是以传统恶劣作风统治着生产领域，贪污浪费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而这时的社会经济，一方面是私手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货币经济的发达，这就使统治阶级意识到与其维持腐化的毫无实效的官手工业，倒不如改变对工匠的剥削形式，采取向工匠征银的办法。如景德镇御窑厂的班匠，到了万历年间也改征班银，官匠改为雇佣。各地所征的价银，一般是用“召买”，也有招募外匠的，如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后“以天下定造弓箭扰民，令工匠轮班赴京成造”，但到嘉靖元年（1522年），则奏准“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布政司，并南直隶苏州等府，岁额弓箭弦征价解部，于军器局雇匠团造”。(www.xing528.com)
明代后期，货币的职能愈来愈大，“自由趁作”条件下，获取银两，以银代役，这为工匠们提供了摆脱一定劳役的方法，对工匠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解放。
应该说，朱元璋相当重视法制建设。早在建国前一年，朱元璋就令李善长（建国后的左相）为律令总裁官，制定《律令直解》，向百官普及法律知识。洪武三十年《大明律》颁行。以唐律为蓝本又严于唐律，其中对贪官污吏的处置尤严，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甚至行“剥皮实草”之刑。这些都是为了震慑群僚，使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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