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业力农，这是元政权历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转折，即确立了以农桑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政策。语出《元史·世祖本纪》。
在《元史·世祖本纪》中看到多年的纪事，当时忽必烈最着重的，就是农耕，如中统元年七月：敕怀孟牧地听民耕垦。中统三年四月：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三年十二月：诏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四年正月：赈益都路贫民之无牛者。四年七月：诏阿术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四年九月：赐诸王阿只吉所部种食、牛具。至元元年四月：诏牧地分给农之无田者。……由此可见，忽必烈在这些年里，抓紧做的大事，是把游牧转向务农。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改变一个民族的基本习惯是非常艰巨的事。在游牧民族的心目中，认为世界最好到处都是个大草场，他们甚至见到城市、农田，都觉得太可惜了，总希望将这些地方变成牧场才好。忽必烈所以感触地说：“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元史·世祖本纪》）
自成吉思汗，一直到窝阔台汗、蒙哥汗时期，蒙政权的骨子里还是以游牧生活为目标的，即所谓“太祖起于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自元王朝建立之后，忽必烈深感原先的习俗是行不通了。面对百业待举的局面，忽必烈确定了“劝农桑，宽民力，兴水利，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治国主旨。他的所谓“劝农桑”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其切实的组织和行政举措的。他提出了《农桑十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建立政经一体的“村社制”：“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希，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元史·农桑》）(www.xing528.com)
这是极为实在可行的，即把农业机构与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合而为一了。农村基层从行政上叫村，从农耕体制上叫社。这种“社”的构架还是十分严密的。有户数上的规范，即五十户上下，有领导者，即由“年高晓农事者”担当的社长。社长的职责很明确，就是“劝诫农事”，他们属上级的“各路农官”所管辖。最高的农官是大司农。大司农把基层的农桑经验搜集起来，理论化后写成农书，再由社长组织农户学习和实施。元代重农桑，出现了《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部重要农书。在游牧部落统治的时代，元代居然出现了三部我国历史上比较出色的农学著作。
元初的刘因，是个把孝顺母亲看作比当官更重要的儒生。早年，他曾出仕于元廷，官至右赞善大夫，是太子的属官，官阶是不低的。后来老母有病，他就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家侍奉老母，孝敬老人家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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