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乾元,其含义是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创始化生的动力资源,这种生生不息是统贯于整个天道运行过程之中的。语出《元史·世祖本纪》。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有国号,然后才有年号。可是,元王朝的情况有点特殊。当时,蒙哥大汗突然离世,蒙古政权一下出现了政治真空状态,忽必烈为了救急,在蒙哥死去不久就抛出了两宗诏书,即位诏书是为了宣布自己就大汗位的正当性,建元诏书是宣明自己掌权后的政策走向,以取得更多人的拥戴。
建元十一年后,忽必烈一方面站稳了脚跟,同时大宋王朝的气数也已殆尽,于是,在刘秉忠等汉人谋臣的建言下,国号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建国号诏》中是这样说的“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史·世祖本纪》)
这里把该讲的道理都讲清楚了。在这个时候定国号,忽必烈说是“耆宿”们的一再建言。这应该说是实在的。忽必烈与其他蒙古大汗不同,在他身边纠集了一大批大学问家。他先是延请燕京庆寿寺的禅学大师海云到漠北论道。之后又请既通蒙语又精儒学的云中人(即上海人)赵璧为自己讲《大学衍义》,忽必烈感到大受启发,就让他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译成蒙语,既给自己讲解,又招童生教学之。后来,赵璧又向忽必烈推荐了儒学大师、金状元王鹗至漠北,为忽必烈讲《孝经》《书经》及《易经》,最使他感兴趣的是《易经》中的种种哲理。后来,交城人(山东人)张德辉、张文谦,汉廷谋臣刘秉忠、著名理学家姚枢、窦默都罗致到了他的身边。正因为忽必烈身边有那么多儒学大师的指点,正因为他本人对《易经》之类的儒家经典早已烂熟于胸,因此,当谋臣刘秉忠一建言“取《易经》乾元之义”为国号时,马上一拍即合了。(www.xing528.com)
查《易·乾卦》有这样的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这话的意思是,宇宙万物都始于乾元,它是统一天下的根本。忽必烈把《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语巧妙地压缩成“大元”这一国号,既想告诉世人这个新兴的国家“舆图之广,历古所无”是上天赐予的,又要人们承认这个政权是“替天行道”的,是有其正当性的。自秦以后,中原王朝传统上不再以族名为国号,以此显示皇帝超越民族界限、为天下共主的至尊地位。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的意思是他要统一四海,继承华夏历代“百王”的正统地位,必须有一个承接汉文化正统的“美名”。这样,仅仅用“蒙古”这个民族的名称,已不足以表示新王朝的含义。
事有凑巧,就在至元八年(1271年),即定国号大元的那一年,万里之外的威尼斯的一个青年人启程向元帝国出发。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在中国生活了20年,走遍了中国的内蒙古、陕西、四川、山东、江苏、浙江诸省,又曾奉命出使南洋,被世人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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