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病死，享年五十又三，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他就是唐高宗。即位之初，承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局面，继续向前发展。史书上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唐永徽元年）意思是说，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的社会文化风尚得以遗传下来了。“贞观遗风”出典于此。
登极的第一天，唐高宗对着满朝文武明确宣告：“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以后，每天引入十个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看来高宗是注意听取地方官吏从各处带来的声音的。
所谓“贞观遗风”并非虚言。首先，高宗永徽年间，在用人上坚持了太宗的用人路线。李勣等一批开国宿将继续被重用。太宗新提拔起来的苏定方、刘仁轨、薛仁贵这样一批干将成为永徽朝的台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都是唐太宗当秦王时的府僚，忠心耿耿，且有政治经验，高宗仍然给予高度的信任。
有这样一条有意思的史实：永徽元年（650年），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把诬告者处以斩刑，对贞观老臣取绝对相信的态度。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礼尊两人。(www.xing528.com)
其次，高宗永徽年间坚持从严整治皇家眷属。也是永徽元年的事，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恰巧原定于当年要与长孙无忌的儿子成婚，礼部认为既已定下了婚期，不要因太宗的去世而延后婚期，而且按古例也是可以的，但高宗还是坚持“三年丧毕成婚”。这虽不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也可见高宗对太宗成规的坚持。更为主要的是，永徽年间保持了贞观的清廉之风。永徽二年（651年）九月，高宗召见宰相长孙无忌，告知以后办“官司”不能“取人情”，应“尽公办案”。十一月，规定：“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高宗永徽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大增。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三百八十万，经高宗、武则天两朝，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口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户。仅半个世纪，人口翻了一倍还多。
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昌盛的当是唐王朝、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大食帝国这样“三驾马车”。
这是发生在贞观年间的一则掌故，烈性的才人武则天，调驭了唐太宗难以调驭的一匹烈马，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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