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引言引述的这则历史掌故可知，“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战略方针是由唐初君臣共同提出来的，意思是当政者应多研究前朝乃至远古的治国得失，用以作为将来治理国家的参考，这也是唐初君臣的共识。
这在唐初是个大决策。当时马上落实了编书工作，编书人员直接由皇帝任命。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文礼修魏史，侍郎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史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修《齐书》，秘书监窦进、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修陈史。这些当然不是为编书而编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令狐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正式下诏修编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做了分工。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原因史无明文，据事分析，有缘故种种：其一，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其二，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协调；其三，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其四，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其五，大规模修史所需费用甚多，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到了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又下诏重启修史工程，即修前代史，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除原有成员照用不误外，还设了编书总监，旨在“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据史书记载，当时从事修书的主要负责人有十八人之多，而总管还是魏徵、房玄龄和令狐德棻，最后在贞观之世编成了。这是一项识古鉴今的伟大工程，耗费了两代君臣的心血。(www.xing528.com)
唐高祖是有肚量的。在时代大转变的历史关头，许多风云人物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于一犯再犯。唐高祖对这样一些人物进行切实的考察和分析研究后，认为这些人只要是有治国安邦的真本领的，一概实施这样的用人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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