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留给了隋炀帝特别富足的一份遗产，“（文帝末）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贞观政要·辩兴亡篇》）他认为有了父辈留下的那么多财富，就可以大肆挥霍了。有人批评他，劝导他，他都听不进去，还自以为是地说：“我性不喜人谏！”护短拒谏，成了隋炀帝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致命伤。
大业五年（609年）司隶大夫薛道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献给作为皇上的炀帝。炀帝读了该文后，很不高兴，对身边的大臣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意思是说，薛道衡之所以赞扬隋文帝，是为了否定我的当政啊！
隋炀帝用了“鱼藻之义”一词，留下一句著名成语，用的是《诗经》中的典故。周幽王是一位暴君，当时政治腐败，但是又无人敢直接批评于他。于是有人设法转弯抹角地批评他，写了《鱼藻》篇，借歌颂周武王以讥讽周幽王的暴政。这时的隋炀帝重提“鱼藻之义”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你薛道衡是个司隶大夫，主管的是巡察盗贼之事，有什么资格干预皇上的事？二是说你薛道衡表彰隋文帝贤达，而意在影射我的不贤不达。这样看来，就大大触到了炀帝的痛点，炀帝由此勃然大怒。
当时，薛道衡的好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已经觉察到隋炀帝对薛道衡有歹意，就劝导薛道衡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是，薛道衡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休之时，薛道衡就说：“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颎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勇一边。薛道衡唱反调，公然讲了崇敬高颎的话，隋炀帝听了，大为恼火。是时正好是大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便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隋炀帝览奏后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数罪并罚，马上勒令其自杀，其妻其子统统发配到偏远的且末（今新疆且末）去，这是炀帝统治中期一起有名的大冤案。(www.xing528.com)
从此以后，再也无人当着炀帝的面说什么了，他也更加放肆地为所欲为了。
官逼民反，乃万古不易之理。从大业九年（613年）开始，农民起义的烈焰便燃遍神州大地。到大业十三年（617年）连他“最亲信”的大将军李渊也在太原起兵，七月，起义大军直逼长安。起义军在檄文中，称隋炀帝急政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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