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之风，指足以担当起国家重任的文士或武士。语出《汉书·司马迁传》。
元封元年（前110年）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谈去世，临终的遗嘱是要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并将《太史公书》（即《史记》）写好。三年守孝期满后，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并着手《史记》的写作。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生活条件下，司马迁埋头著述了七八个年头，写作的进程也很顺利。
在与匈奴的一次战斗中，汉方的主帅是汉武帝的亲属贰师将军李广利，而只“提步卒不满五千”的李陵最多只是个副将。那场战斗是失败了，结果是李陵被俘，后投降。当时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原本希望他能战死沙场，后来听说李陵却投降了，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齐声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为这事伤透了脑筋，“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最后“召问”于司马迁。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心里非常不快。同时，司马迁也是个直心肠人，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李陵是个“有国士之风”的“奇士”，他只带了五千步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在“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的情况下，才被俘投降的。这些都情有可原，问题倒在于握有十多万重兵的贰师将军为什么坐视不救呢？他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在与汉武帝的对话中，司马迁的核心观念是把李陵看成是具有“国士之风”的了不起的人物。所谓“国士”，就是足以担当起振兴国家重任的文士和武士，“风”指的是品格和作风。说其有国士之风，是因为其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www.xing528.com)
司马迁说的这些话可就触怒了汉武帝，以“沮贰师，为李陵游说”的罪名下狱，以更大的“诬上”的罪名决定要处以极刑。
司马迁被加上了“诬上”的大罪名后，不但被处以极刑（以“宫刑”代罪），在狱中还受尽了磨难。在极端的困顿中，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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