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博士教育改革：超越师徒制的新模式

基于对三个案例学科/领域博士教育改革的差异性分析，本书认为，学科/知识领域对博士教育模式改革的限制和影响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归纳。

1.知识的全球化与地方化

这里所说的全球化是基于学科知识在认识论上的特征而言的，是指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规范性和一致性。通常而言，以世界的物质层面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硬学科在知识上具有高度的国际化特征，而以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软学科则具有较强的地方化特征。本研究发现，在建立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国际化程度高的学科和知识领域能够更加主动、迅速地接受体现“国际主流”的培养模式，甚至自发地进行借鉴和改革，生命科学就属于这样的知识领域。经济学虽然属于软学科，但当代经济学研究对于规范定量方法的高度依赖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学研究主题的聚合性使这一学科呈现出高度国际化的特征。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也是博士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征。德国在生命科学和经济学领域建立的研究生院在知识内容和科研训练方式上已经看不到本土制度和文化特征的明显影响，其组织文化是高度国际化的，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博士项目进行比较、参照以及合作和对接。

从传统上而言，人文学科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和文化属性，其研究也是高度个体化的。但是笔者发现，在德国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中，人文学科的改革实践显现出差异化发展的特征。在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比较文学、区域研究等领域，结构化的博士项目首先建立起来；而以传统的人文学科知识范畴如文学、哲学、神学、历史学为主题的结构化项目却非常少。建立结构化项目的这些领域大多属于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新兴的知识领域，强调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范式，体现出国际化的知识取向。与生命科学和经济学不同的是，人文学科的这些新兴领域并不是依赖规范的知识结构或统一的研究主题来规划结构化的科研训练，而是在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情境中尝试构建一个问题空间，使传统上分散的或者受制于本土文化情境的研究能够对话、融合，建立一种更上位的、普遍性的问题观照。但是具体到这些领域中的研究者个人或者单个研究，却依然具有离散性的特征，因而在结构化科研训练的实践中也显现出与制度化、组织化的要求产生张力和矛盾之处。总之，结构化博士教育改革在人文学科显现出的差异化发展一方面体现出当今时代人文学科研究的若干新趋势；另一方面，也提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进行反思，比如，这种差异化发展现象是否也与政策目标和政策话语相关，是对政策目标进行应对和反馈的结果？而人文学科传统领域和知识范畴中的博士训练面临怎样的挑战，又有怎样的改革诉求？这些问题本书尚未涉及，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2.高级训练的核心内容

相对于传统培养模式，德国新的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建立了系统的培养方案，以课程的方式进行高深知识或研究方法的传授、训练和交流。本书发现，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高级训练的核心内容和课程量存在较大差异，显现出其对结构化培养模式依赖程度的不同。

经济学是一个典型的高度依赖结构化训练的学科。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以一整套规范知识和规范方法的习得为基础，而这样的知识和方法需要强化的训练才能掌握。但是在当下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由于经济学科学生培养规模大，而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仅仅是少数，在本科甚至硕士教育层面都无法很好地实施这种强化的科研训练，因而在经济学科结构化的博士培养完全是围绕一个强化的课程体系展开的。

生命科学是过去四五十年中兴起的一个交叉学科领域，高度依赖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技术和理论。并且研究者需要与技术方法的前沿进展保持同步，因而结构化博士教育项目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前沿科研技术和方法的介绍和交流。这个领域的结构化博士项目没有标准化的课程方案，而是提供一个课程平台，供不同研究方向的学术人员及时介绍本领域最新的实验技术、研究方法或理论视角，由博士生根据自身科研需求进行灵活选择。课程总量较小，博士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科研。

在人文学科，结构化博士项目的课程训练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在内容、课程形式和课程量上，不同项目之间差异较大，实践中也存在争议。这是由人文学科知识松散的结构、主观性的特征以及离散性的、田园剧式的学术交往模式决定的，这种知识特征与结构化科研培养模式强调的制度化、规范化、组织化之间存在天然的冲突，因而对于人文领域结构化的博士教育而言，什么样的知识内容以及怎样的知识传授方式能够使培养项目中的所有博士生都受益，以及如何平衡课程学习与个体研究之间的关系是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本研究涉及的具体案例中，不同项目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不同的尝试，相对而言，研讨性的学术对话和交流为主的课程形式更受欢迎。

3.学术交往模式(www.xing528.com)

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强调基于学术人员广泛合作的系统的科研训练，以区别于传统上基于个体研究和非正式交流的师徒制模式，学术交往、科研合作是结构化模式背后的重要逻辑。由学科知识特征决定的学术共同体的交往模式对于结构化博士培养模式在不同学科的具体实践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学术交往的模式特征体现在学术人员的分布、学术发表、竞争与合作等多个方面。^[2]在经济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科研人员基数大，研究人员对于前沿的重要研究问题具有相对统一的认知并聚集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之中，学术交流密集，竞争激烈，学术成果通过期刊发表的形式迅速公开，合作是学术工作的常态。在这两个领域，结构化培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科研合作的平台，并且在科研人员的训练过程中强化交流与合作的工作模式。而在人文学科，研究主题相对分散，知识的判定较难达成共识，尽管也同样越来越强调学术合作，跨学科的研究也广泛存在，但研究合作通常发生在不同主题之间的“连接点”上，基于情境进行定义，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可变性。所以即便是在结构化的培养项目之中，不同的学术人员和博士生之间在科研主题和知识关注点上也显现出离散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相比，则体现出较低的结构化程度。

4.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

德国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是在19世纪确立的大学组织结构基础上形成的，教席是德国大学的基本组织单位，由此形成的科研组织形式和权力结构是师徒制博士生培养的基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科研组织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德国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从学业结构、人事制度、权力关系等多个方面改变了德国大学的组织基础，也使科研组织模式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学科的体现各不相同，因而对博士教育改革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人文学科，科研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教席制的基本结构，个体研究依然是科研的主要形式，教席教授是科研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即使是在结构化的博士项目之中，博士生的科研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博士生导师个人的指导。在经济学领域，学术人员的基数大，很多大学在同一专业方向上设有多名教授。自德国大学引入助理教授制度以来，经济学领域设立的助理教授职位相对其他学科而言数量较多，教研人员流动频繁并且合作密切，在科研上显现出一种准科层制的组织形式。因而经济学的科研训练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系科结构中的培养模式——博士生属于特定的结构化的培养项目，同时也从一个科层制的、涉及众多学术人员的组织体系中获得支持。而在生命科学领域，“模式2”的知识生产使科研的组织突破了传统的机构和等级界限，而变得网络化和扁平化，科研人员的组织和分布显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因而，生命科学领域博士教育的结构化主要体现为，在这个扁平化和高流动性的科研网络之上，专门针对博士招生、科研交流、培养质量保障和职业发展等提供一个支持性平台。总之，不同的科研组织模式与结构化的博士教育模式的适切程度存在差异，也导致不同学科/知识领域对一种专门化的、制度化的科研训练组织结构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总之，对学科/知识领域与博士教育模式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于反思博士教育改革实践以及深刻认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主要启示在于，首先，应充分认识博士教育巨大的学科差异和改革实践中的异质性。改革的参考模式、标准框架应为学科实践留出充足的调整空间。其次，应区分改革的政策话语与学科的知识诉求。例如，在德国的案例中，“国际化”是博士教育改革的一项核心政策目标，对于经济学和生命科学而言，国际化也是科研工作的基本特征，政策目标与学科的知识诉求高度一致。但是在人文学科，以地方文化为基本语境的研究领域与国际化的政策目标必然存在距离，所以改革往往选择从那些相对去本土化的知识领域开始，如性别研究、区域研究等，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对其他领域的忽略和支持的减少。

【注释】

[1]Wissenschaftsrat：Empfehlungen zur Struktur des Studiums[R]，Köln，1986：44.

[2]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