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博士教育:超越师徒制的创新模式

现代意义上的博士教育是在19世纪科研成为大学的核心任务以及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逐步确立的，遵循“为科学而科学”的原则，以学科为单位，以基于学科结构的教席或系科制度为组织框架对博士生进行科研训练，其目标是为本学科培养合格的研究人员，培养活动及科研评价遵循学科共同体的组织文化和同行评议，这是一种基于默顿范式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的科研训练和人才培养模式。在德国，这种培养模式体现为以教席制为组织基础、基于个体研究和非正式指导的师徒制模式。过去三四十年中，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逐渐改变了传统博士培养模式所依据的知识格局、科研组织方式和评价管理方式。在德国，这种变化是伴随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巨大变迁发生的，改变了传统博士教育模式的组织基础，从根本上影响了博士生培养的理念和目标，因而出现了博士教育结构化改革。具体而言，基于知识生产转型的视角，本书对德国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动因做出如下归纳。

1.知识生产的全球化

1977年，波恩大学经济学系加入“欧洲定量经济学博士项目”，开始选派博士生到伦敦经济学院，参加那里的经济学课程。1984年，科隆大学物理化学领域的教授基于在美国工作的经验主持建立了“分子生物学”研究训练小组。1986年，科学审议会在其政策建议中比较了德国和美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指出“对于博士研究生的系统的指导”对美国大学的科研成就至关重要，德国应当通过建立研究训练小组等方式“加速追赶科研上的差距”。^[1]把这些线索连接起来可以看到，德国博士教育模式改革的启动与国际比较和竞争的因素密切相关，显现了知识生产全球化对于科研训练的重大影响。

知识生产的全球化对博士教育的影响首先在于，科研人才培养被纳入日益加剧的全球科研竞争的背景之中。在知识生产的全球化趋势中，科研竞争和人才流动延伸至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德国传统上去中心化的学术系统格局为大学与大学之间以及相同领域的学术人员之间的平等竞争提供了条件，但是却难以增强作为整体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科研竞争的参照系在过去三十年中越来越转向世界，并特别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秀的人才，这是推进德国博士教育结构化改革的重要动因。在德国有关博士教育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德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对于博士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都是基于国际比较的语境，美国的研究生院制度成为改革的重要参考。

同时，知识生产的全球化使科研方式和科研人才培养都向“国际参考模式”靠拢，显现出制度的趋同。在德国相关的政策讨论中，博士教育被认为应当建立“国际上可比较”的培养模式，使德国博士生培养的组织形式和培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辨识和认可，并通过改革入学方式吸引优秀的国际生源。德国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其他改革如博洛尼亚进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通过强化博士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一个学业层次的意义并建立研究生院的组织形式，使德国博士教育实现与国际参考模式的接轨。

此外，在特定的学科和知识领域，知识生产活动越来越显现出全球同质化和标准化，从而在学术共同体内部生发出强大的改革动力。在经济学和生命科学的案例中，知识生产和科研模式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英语成为科研工作的正式语言。在经济学领域，科学研究依赖的核心知识和方法是规范性的，而日益紧密的全球经济联系使得经济学的议题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因而学术人员积极推动了博士教育模式的改革，并且与国际参考模式高度一致。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训练的人员组织和科研模式都是高度国际化的，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通畅而高效的科研合作网络和同质性的科研文化，因而学术人员也积极地推动了博士培养模式的改革，并且，研究生院在这一领域有很大范围的影响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全球化对于人文学科的影响是间接的、不平衡的，但全球化本身也成为人文学科新的问题域。过去二三十年中，德国人文学科新兴的知识领域如区域研究、性别研究、文化学等与全球化进程中显现的文化现象相互联系，甚至参与到全球化话语的建构之中。相对于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域，这些新兴领域有着更畅通的国际学术联系和广阔的学术网络。正是在这些领域，博士生的科研训练模式首先发生了变化。

2.知识生产的情境化

情境化是当代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其主要含义是，知识生产活动不再严格遵循现代学科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自我指涉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在“情境”中重新进行定义。科学研究逐渐背离“知识以自身为目的”的逻辑，而更多地基于“问题的解决”（Problem-solving）进行研究主题的设定。知识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跨学科越来越成为科研的常态和有意为之的研究范式，传统的学科和知识类别在问题主导的情境中进行不同形式的重组。在组织上，这种情境化则体现为在传统的系科结构之外，项目、计划、研究中心等即时性的、灵活的组织形式的建立并越来越成为科研的主要平台。在认识论的层面，情境化体现为知识的判定越来越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知识生产的情境化深刻影响了博士生的科研训练模式。首先，跨学科成为博士教育的重要知识取向。随着跨学科科研合作的广泛开展，传统上基于学科结构进行科研训练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跨学科科研的需求，特别是德国以教席为基本结构的师徒制培养模式使博士生面临过度专业化、研究视野过于狭隘的风险。因而在过去三十年德国博士教育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跨学科始终被作为改革的一项核心诉求，多数结构化的博士项目是基于跨学科的科研合作建立起来的。新的培养模式要求博士研究生在跨学科的情境中进行科研实践，在科研合作的氛围中拓宽研究视野，从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人员那里汲取理论、方法和知识，这种“跨学科能力”被认为是当下知识生产的合格参与者所需的基本素养。在最近的改革特别是卓越倡议中，跨学科成为衡量大学科研和研究训练水准的重要标准。

其次，知识生产的情境化改变了科研训练的组织模式，“以项目带培养”成为普遍的博士生培养方式。在德国，过去三十多年中第三方科研资金持续增加并成为大学科研投入的主要部分。与此相关的是，由科研项目提供的研究助理岗位大大增加，超过了教席配给的学术助理岗位，成为博士生特别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博士生最主要的资助方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研究训练小组，也是按照第三方科研资助方式建立的一种以项目带培养的博士生训练模式；还有很多结构化的博士项目是在大型研究项目或研究中心的框架内建立的。这种科研训练的组织形式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项目化、阶段性的，随着研究课题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在知识取向上，科研项目的问题导向和问题解决模式直接影响到博士生的科研训练内容和论文选题。在案例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生命科学领域，博士研究生在研究团队中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围绕特定的研究问题进行科研；在人文学科，结构化的博士项目对博士论文的选题有明确的限定，博士生的研究应该在主题、方法或理论上与整个培养项目的主题关联。而作为未来继续从事这种科研工作的准备，很多结构化博士项目在培养内容中加入了诸如项目管理、课题申请、团队协作等能力的专门训练。

最后，知识生产的情境化也逐渐改变了德国大学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在传统的系科和教席制结构之外，跨学科、跨机构的研究组织兴起，科研活动的组织结构变得网络化、扁平化，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师徒制科研训练模式的组织基础，使结构化的博士教育模式成为改革的方向。(www.xing528.com)

3.知识生产的社会化

知识生产的社会化首先是指知识生产在社会中的广泛弥散。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之外，政府、企业等其他机构和部门也参与到知识生产活动中来，而受过科研训练、具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人员也不再仅仅在学术机构内部流动，而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在认识论意义上，知识生产的社会化体现为科学研究“自反性”（Reflexivity）的提升，知识生产者对于自身科研活动所产生的广泛的牵连更加敏感，对于研究伦理和研究的复杂性后果的反思成为科研本身的一部分，对于科学研究的社会问责建立起来。

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对于德国科研训练和博士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生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就业，对博士生多元化就业的支持成为当下德国博士教育结构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德国，传统科研训练模式强调对博士生专业化的学术研究能力的训练和博士生在学业过程中的科研贡献，但不关注博士生的就业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在毕业后离开学术研究机构而在社会其他部门求职就业，培养与就业之间存在的不匹配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传统模式受到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新的结构化培养模式加入了对博士生职业准备的训练，强调培养博士生“可迁移的能力”和“软技能”。在本研究涉及的所有案例研究生院中，职业导向的培训都被作为必修部分写入培养方案。在卓越倡议的研究生院项目以及近年来一些大学建立的学校研究生院中，以职业发展中心、职业咨询办公室等形式建立了专门针对博士生的职业服务。

此外，随着知识生产活动在社会各部门广泛弥散，德国博士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增加，以各种形式影响和参与博士生的科研训练。在德国，政府部门、企业、私人基金会和公共组织通过科研资助特别是委托项目的形式对高校的科研方向和博士生的科研实践产生影响。在博士教育改革中，大学被鼓励与校外研究机构、企业、公共组织等进行广泛的合作，卓越倡议中的研究生院几乎都是基于跨部门、跨机构合作建立起来的。在生命科学的案例中，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私人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实验室和实验平台，企业的研发人员被邀请到研究生院中为博士生授课，介绍企业科研的前沿成果。在经济学领域，企业、金融部门、政策咨询机构参与资助结构化博士项目的建立，提供奖学金并进行研究合作。在文化研究领域，结构化项目也支持博士生在博物馆、出版公司、剧院等文化机构进行工作和研究实践。

最后，科学研究自反性的增强和社会科研问责的强化使得科研训练中增加了反思性的内容，博士生被要求在科研中顾及多方利益相关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德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生院中，“研究伦理”成为博士生的必修课程。事实上，博士生教育问题在各国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讨论甚至批评，这一现象本身就显现了知识生产社会化的影响。而在与博士生培养密切相关的研究经费申请、项目设立和评估的过程中，包括博士生在内的研究人员除了要接受同行评议的审查之外，也被要求向资助方阐明研究项目的意义和潜在的影响，促使博士生在内生的学科标准之外，也要考量科研的社会影响和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4.知识生产的市场化

在德国，知识生产的市场化对于大学科研人才训练的影响并不是直接显现的。在德国的制度传统和法律规定中，大学是由各州建立的公共机构，高等教育是公民平等享受的公共产品，不收取学费，在科研资助中公共经费占了绝大部分，因而大学在组织运营上的市场化、企业化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并不突出。但是，市场化作为当代科研面临的共同趋势，对科研模式、科研管理和科研文化都间接产生影响，因而对德国博士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第三方资助已经成为德国大学科研投入的主要方式，学术人员以准市场方式竞争科研经费，这种科研文化直接推动了同样高度依赖第三方资金的结构化博士项目的建立。在项目化的科研组织模式下，结构化博士项目也遵循“竞标-投标”模式，在项目设计、申请、评估的各个环节贯彻竞争性原则，强调项目的宣传和推广，而科研资助方的兴趣、利益和政策导向直接影响到结构化博士培养项目的设置和运行。所以可以看到，在对外部资助高度依赖的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等领域，结构化的博士项目也是最多的。

其次，科学研究与生产应用的联系更加密切，大学与企业的科研合作深化，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训练越来越多地涉及企业生产的情境和应用导向。传统上，德国现代大学理念强调追求纯粹科学，反对实用性研究，因而传统博士生培养更注重理论化的和基础性的研究训练。20世纪以来，应用导向的科学研究在德国更多是在大学之外的专门研究机构中进行的。但是过去三四十年中，这种研究取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计算机、工程制造、生命科学等领域，大学中的应用性研究迅速发展，并与企业研发部门以及专门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博士生的研究课题也直接涉及成果应用和生产转化。

更重要的是，市场化趋势下形成的质量观、效率观和竞标文化对科研训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质量逐渐成为博士教育评价的核心概念。在德国博士教育模式改革的案例中，对质量的追求一方面体现为对“标准操作程序”和质量保障的强调，而结构化的培养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更符合“质量观”隐含的标准化、制度化、可监督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学术同行评价以及博士生导师评价之外，来自外部的评价和监督机制逐渐建立起来，校级研究生院的建立、卓越倡议中专门的质量评估机制以及以科研质量研究所（IFQ）为代表的第三方科研评价机构的建立，都体现了质量主义的影响。而效率低下是德国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广受批评的一个重要问题，结构化改革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提高博士生培养的效率，在限定的时间内通过密集的科研训练保证和提高博士教育质量，而培养效率本身也成为质量评价的一个指标。

最后，市场文化影响下的新管理主义原则被应用到科研组织和博士教育的管理中。德国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中，对于博士生培养和博士学位授予只是在院系层面以考试章程的形式进行规定，在实践中则主要依赖博士生的自律和导师的引导和把关，并不存在对博士教育的专门监督和管理。而随着结构化项目的建立特别是研究生院这一组织形式的建立，针对博士生培养的专业化的管理也逐渐得以确立。研究生院大多以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形式建立核心的运营和管理结构，在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之外，通常设有专门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的岗位，并且通过培养程序各环节的制度性安排和约束性规定来保障博士教育的效率和质量。以专业化的管理对研究生院进行宣传推广，提升科研培养的系统性和制度化，保障质量、提高声誉成为德国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区别于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