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领域，第三方资金科研项目相对较少，学术人员对于结构化的科研训练模式的必要性也没有像经济学科那样形成广泛共识，因而博士教育改革相对于经济学和生命科学而言缺乏强大的自下而上的动力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专项政策的推动是促成人文学科结构化博士项目建立的直接因素。在本研究涉及的案例中，柏林的两个项目都是在相关的专项资助政策——卓越倡议和德国科研基金会研究训练小组项目支持下建立的。
吉森大学的情况相对比较特殊。2000年，人文博士生中心的建立是一个由部分博士生和教授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议，这个中心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对吉森大学人文学科三个专业领域的所有博士研究生进行支持。但是，在没有外部资助的情况下，中心最初仅能为博士生提供引导性的、组织性的和职业发展上的服务。2002年，这个研究生中心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国际博士项目经费支持，才在小范围内建立了正式的博士培养项目并完善了组织结构，通过专业部的划分为博士生提供扩展学术联系、建立同伴网络并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随后又通过多个资助项目特别是卓越倡议对其功能进行了扩展。所以说，在吉森大学，人文领域博士生和教授们自下而上的创议与政策项目的结合是推进博士教育结构化改革的途径。
由于知识结构的特殊性，在文化研究所代表的人文学科，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过程并没有形成经济学和生命科学那样具有同质性的发展路径，而是一个差异化发展的过程。
首先，现有的结构化博士项目主要是在那些具有国际特色、与本土历史和文化情境关系相对疏远的知识领域建立的。例如，柏林自由大学文学研究生院定位于超越语言、国别的“世界文学”的研究和“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培养；吉森大学在申请卓越倡议项目之际，在原有的人文博士生中心框架内建立了文化研究国际博士生中心，突出了国际性的定位，而其科研特色也贯彻了一种跨媒介、跨文化的比较视野；而柏林洪堡大学性别研究训练小组也正在计划在未来强化项目的国际性，因为“性别研究是一个国际化的、比较性的主题，要从一个国际化的层面来进行研究，别的课题或许没有这么明显的国际化特征”。（性别研究训练小组负责人）不仅是本研究所涉及的案例，入选卓越倡议的人文学科研究生院，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文化学、区域研究（如非洲学、北美研究）、世界文学、历史与社会学等。这些领域一方面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去本土化的取向。
对于这种特点可以做多种解读。一方面，政策引导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化在卓越倡议的项目计划中被当作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因而大学可能首先围绕国际化的研究主题建立研究生院。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文学科尽管不像经济学和生命科学那样具有典型的全球化的组织文化特征，但是也以其独特的反思性功能对全球化背景下变化的社会格局和知识格局做出反馈，其研究主题也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比如，狭义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就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基于批判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所关注的意识形态、性别、传媒、民族和种族、日常文化等后现代语境中的主题，都超出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基于特定文化脉络进行的本土化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也有类似的特点。这些知识区域相对开放，与国际学术同行的对话相对密集，对合作性的科研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容易接受。同时，作为新兴的研究主题，这些领域在德国大学中并没有深厚的组织根基，比如性别研究在德国一开始就是跨专业、跨教席进行的。与此相对的是，除了吉森大学、波鸿大学等少数新型大学之外，德国大多数大学中目前还看不到传统的人文院系对结构化博士教育模式的全盘整合和接纳，这与经济学、生命科学有所不同，显现出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在人文领域的差异化发展。
与经济学、生命科学不同的另外一点是，人文学科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实践还处在尝试和摸索阶段。特别是政策引导下建立的制度框架以及培养内容在实践中显现出不少矛盾，制度设计、改革目标与学科领域内在的研究风格、知识特征之间存在张力。如上一节所述，对于以跨学科取向建立的博士培养项目而言，如何安排知识传授的内容和程度在人文领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而对于研究生院所开设的课程，教授、学生并非都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和支持。对人文学科而言，个体化的研究依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模式，结构化模式下的制度性约束与个人研究所需的空间之间始终存在矛盾：
“我一方面要做自己的题目，另一方面还要为课程做准备……我们还时不时地有晚上的报告、客座讲座，这些我们也都被认为应该去参加。同时我们还为自己的研究到处去开会，作报告，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的指导教授不属于研究生院的核心成员，他自己也有一套课程安排，我也经常去听课……我经常会有过度工作的情况。在柏林一直有有趣的会议，有的会议和我的题目联系很近，而当我的课程同我的课题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时候，我当然会设法去参加会议……总是有点儿矛盾的。
……加上潜在的压力，就是‘你必须去这里，做什么’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我们是第一批学生，外界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虽然我们都不差，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对我们失望的声音，有点……有的人很个人主义……我们有的时候收到提醒，说我们应该去参加什么什么课程，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每门课都去，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工作了。我从一开始就担心时间不够，因为三年时间本来就短，以前做博士论文的时间长得多……我们刚开始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但是效果并不好，对我来说。精力经常被讨论占据，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会议商讨各种问题。这让我反而压力很大。”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事实上，对于研究生院的培养模式，参与研究生院的教授之中也存在批评的声音：
“她（导师）对研究生院持批判性态度，当她看到研究生院所带来的压力……太多其他的事情……她坚信博士应持有个人的独立，她觉得，应该静下心来深入研究。她一直暗示说，我不应该去（上课），应该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可以看到，在这一领域，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实践中存在矛盾和张力，主要问题在于如何使结构化的培养模式符合该领域知识特征和科研需求，或者说在结构化博士项目制度化的约束框架与人文学科自由的、个体化的研究方式之间实现平衡。而在由政策主导的改革进程中，统一的改革模式和刚性的评价标准可能掩盖了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异质性特征，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吉森大学的案例似乎能够提供一些启示。由于吉森人文博士生中心最初的建立是基于博士生自下而上的创议，在建立具体的培养项目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一种基于学生立场的系统支持和组织支持的理念，以及一个包容性的框架。在后来逐步结构化的过程中，由于涉及的领域广泛，知识性的培养项目和培养内容的设置也相对灵活，为博士生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和自主权。核心课程也不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针对博士论文研究的引导和讨论性的研讨。甚至在博士生中心自身的组织管理中也吸纳了博士生，形成了一种博士生参与管理的组织文化。这种结构化模式强调的是组织支持和合作氛围的创造，而没有对培养内容做过多细化的规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德国博士教育模式的结构化改革过程中，人文学科项目在所有结构化项目中所占比重较小，不是结构化改革的代表性领域，但人文学科改革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德国博士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人文学科的知识具有抽象性、主观性和地方化特征，缺乏严密的结构，对知识的判定没有确定的标准。学术交往的方式具有典型的“田园剧”特征，即使是在统一的理论框架或分析方法之下，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之间往往也存在很大的距离。[12]这种知识特征和知识生产方式与结构化改革所倡导的规制性、标准化、组织化以及合作性的科研训练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张力，所以德国人文领域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没有像经济学和生命科学那样显现出统一的改革共识、标准模式和改革路径，而是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和差异化的发展过程。
首先，在本书所选取的文化研究领域，科研组织方式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经历了显著变化，体现为跨学科科研兴起，并以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的形式在大学中实现了组织化。在这种组织化的跨学科合作基础之上，结构化的博士项目建立起来。但这种结构化在人文学科内部并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首先发生在那些新兴的、与本土情境联系松散、与国际化的学术取向和学术语言对接的领域，如区域研究、比较文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等等。现有的结构化项目和研究生院大多也没有与大学的院系结构实现组织上的整合。(www.xing528.com)
其次，在文化研究领域基于跨学科主题建立的培养项目和研究生院中，科研和学术交流没有同质性的模式，而是提供了一个交往的空间，供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在主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对话。研究问题和研究情境是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是灵活易变而非稳定的。在结构化培养模式的具体实践中，制度设计与实践效果之间存在张力，学术共同体成员对于科研训练的知识性内容难以达成共识，制度约束与个人研究所需的空间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
最后，人文领域不同项目、不同机构之间，结构化博士项目的具体建立方式也存在差别，政策性的外部资助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但学术人员也肯定了为人文学科博士生提供组织性支持的重要性。总体而言，这一领域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还在探索和尝试之中。
【注释】
[1]ASSMANN A.Einführung in die Kulturwissenschaft.Grundbegriffe，Themen，Fragestellungen[M].Berlin：Schmidt Erich Verlag，2006
[2]BÖHME H，SCHERPE K L（eds）.Klaus R.Scherpe（Hrsg.）.Literatur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Positionen，Theorien，Modelle[M].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Taschenbuch-Verlag，1996.
[3]Freie Umiversität Berlin.Gründungsgeschichte[EB/OL][2012-03-30].http：//www.fu-berlin.de/Universität/leitbegriffe/grüendungsgeschichte/index.html
[4]引自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宣传资料。
[5]引自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宣传资料。
[6]ASHBY E.The Futur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dea of a University[J].Minerva，1967，vi（1）：3-17.
[7]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Jahresbericht 1999[R].Bonn：DFG，2000：254-257.
[8]NICKEL H M.Vom Privatsalon zum Zentrum für interdisziplinäre Frauenforschung.（柏林洪堡大学跨学科性别研究中心提供的内部资料）.
[9]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0-114.
[10]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36-137.
[11]KLEIN J T.Crossing Boundaries-Knowledge，Disciplinarities and Interdisciplinaritie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6：133-153.
[12]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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