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博士培养进行结构化改革的动力来自很多方面。在根本上，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是重要因素。尽管三个案例项目所代表的具体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过去二十年中，这些领域的知识组织和科研方式都发生了一些相似的变化，体现为跨学科话语下知识对话、学术交往与科研合作的深入，进而为结构化的科研训练奠定了基础。
柏林自由大学文学研究生院是在卓越倡议的申请过程中建立的，政策的刺激是一个直接因素。但是，该研究生院的研究取向却与自由大学过去几十年科研的传统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跨学科合作研究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2001年，自由大学对学校的科研布局进行了重大调整，建立了11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仅在人文学科领域，学术人员依托“历史人类学”、“中东社会和文化史”、“欧洲语言”、“审美体验与艺术界限的消融”等多个跨学科研究中心进行合作研究。文学研究生院的核心成员都曾在不同的跨学科合作研究中心和项目中有过合作。
文学研究生院的建立将这种跨学科科研合作的传统延伸到博士生训练中，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层面，将来自不同领域并且分属不同院系、教席的研究者组织起来，在跨学科的研究基础上再加入跨学科的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大学已有的跨学科合作研究特色：
“我们这儿的理念是这样：一方面博士生仍像以前一样，在一个专业系所里做博士，但是同时，把眼光也扩展到其他学科、其他国家的文学，或者其他的文体类型这些具有可比性的成分上……不同的学科相互连接，把视野放宽，而不耽误专业性的培养和他们自己的博士学业……在身份认同上，他们既是德语文学家、罗曼语文学家、英语文学家，同时又是世界文学研究者。”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负责人
然而，文学研究生院的知识交叉和跨学科又有其特殊性，在解释博士生各自研究方向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时，负责人说：
“如果观察所有42个博士生，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多样性。但另一方面，更深入地看他们的研究课题，也可以看到不同课题或论文可以在特定主题下进行归类……看到这些接触点在哪儿，这是很有趣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一个博士生在研究母语是阿拉伯语的作家用德语进行的文学创作，尽管这是一个当代德语文学的主题，但是同时也是有关特色的语言变化和文化传播理论的课题。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在其他课题里找到……比如有一个新来的博士生，正在做一个德国和日本浪漫主义的比较研究……不能只看专业，而应该看他们的接触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在知识结构上，人文学科的知识松散，学科的边界模糊，可以相互渗透，其知识呈现出联合性结构（contextual association），而区别于自然科学严密的规则性结构（contextual imperative）。[10]所以人文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基于规范方法、确定原理准则或者标准程序的分工合作，而更像是基于主题、兴趣的对话或者在比较与互涉意义上的反思和阐发。在这所比较文学研究生院中，知识的交叉是在特定主题或情境下进行定义的，是不同研究者在某些“接触点”上的碰撞融汇，基于这些接触点，德语文学研究者可以与阿拉伯语、日语文学研究者进行对话，提供视角进行对比、阐释与反思。(www.xing528.com)
而性别研究本身就是过去三四十年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洪堡大学性别研究训练小组的建立同样基于洪堡大学自1980年以来在女性研究和性别研究领域积累的跨学科合作经验，特别是1989年建立的跨学科性别研究中心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推动。在研究训练小组的负责人看来，性别研究正在经历范式的转变，从最初由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如文学、社会学、神学等）从各自学科视野出发对性别主题进行研究到越来越多地进行深入比较、反思和方法论的互涉，形成性别研究独有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而这个性别研究训练小组本身的研究主题——“作为知识范畴的性别”也正是在知识上做这种推进，即从性别研究的立场出发，探讨有关性别的知识话语是如何进入学术话语系统，进而形成一个独特知识领域的。这种深度的知识交叉和融合甚至影响到了博士生的学科认同：
“以前，我们的博士生会（根据各自的学科背景）说他是在读社会学博士或者文学博士，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读性别研究的博士。”
——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负责人
吉森的情况与前两个项目有所不同。这所1957年复建的大学没有德国很多传统大学组织格局的束缚，其学术组织模式与大学组织架构具有相当的创新性意义。在人文学科，吉森大学尝试以广义的文化学概念整合所有的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政治学和教育学，将这些学科纳入三个专业领域——“社会和文化学”、“历史和文化学”以及“语言、文学和文化”。而文化学博士生中心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面向这三个专业领域所有博士生的。同时，博士生中心也为包括博士生、教授在内的所有学术人员提供了一个进行跨学科合作科研的平台，在研究生中心的框架内以“研究部”（Sektion）、“研究领域”（Research Area）和“工作小组”（Arbeitsgruppe）的方式进行科研合作。由于涉及的领域广泛，本书并没有深入探讨博士生中心教授与博士生们具体的科研方式，但仅从组织形式上已经可以看到，吉森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教席模式和学院结构对于跨领域学术合作的局限。同样，尽管博士生中心为博士生提供的培养项目和资助方式相比于其他卓越倡议研究生院来说并没有很高的结构化程度，但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将领域内所有的博士生都包括了进来。
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组织化的跨学科科研合作是推动博士培养结构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组织化”的含义。事实上，基于知识结构的特征，不同人文学科之间在学科边界上的渗透与互涉是非常普遍的。美国学者克莱恩（Klein）以文学研究为例梳理了这一领域19世纪末以来跨学科发展的脉络，指出，在19世纪后期文学的“学科化”完成并且在研究型大学中建立系科之后，传统上综合性的人文主义宣言与新的专业主义的学科宣言之间的张力就一直存在。跨学科以不同范式、理论和视角在人文领域大行其道，比如在文学批评中对社会学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文本分析中对于心理分析和符号学视角的借鉴，等等。[11]但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组织结构是依据学科专业化的逻辑建立的，美国模式的系科制与德国模式的教席制都是如此。在广泛的跨学科的组织形式——专门项目、研究中心等建立之前，在以个体研究为主要知识生产方式的人文学科，跨学科的科研主要是在学科制度和系科-教席结构的框架内基于研究者个人进行的。本书所涉及的文化研究领域三个案例所体现出的跨学科趋势实际上是过去二三十年才兴起的组织化的跨学科合作模式。只有在这种合作模式建立之后，结构化的博士教育模式才有了实现的平台。
如前文所述，与生命科学和经济学相比，由于人文学科知识结构的特殊性，文化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知识内容上有更多不确定性，知识不是聚合的，而是离散的。因而，跨学科的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组织形式创造的并不是一个像生命科学那样进行协同工作的实验室，也不是经济学那样进行密集的同质性辩论的讲坛，而更像是提供了一个交往的空间，供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在主题的交叉点上进行对话。这种空间是一种特定的、灵活的情境，情境的确定也是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比如吉森文化研究博士生中心为博士生划定的“记忆文化”、“文化与叙事”、“文化与表征”等八个研究领域，以及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博士生自发组织的“交互性/依存/后殖民主义”、“视觉文化”等几个工作小组的主题都体现了这样的问题情境。由于缺乏规范的知识判定，这种交往空间和问题情境也缺乏相应的稳定性，是灵活易变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的文学研究生院建立两年之后，研究生院的院长更迭，因而“研究生院的整体研究取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开始更偏重于欧洲之外的语言文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可以看到，尽管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基本的框架，研究问题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研究的重点和特色容易发生转向。
概括而言，过去三四十年中人文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增强、新的交叉学科领域的出现以及跨学科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组织化，是推动这一领域博士教育结构化改革的重要动因。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要求拓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只有打破原有的教席结构的局限，在组织化的合作框架之内才能实现这种拓展，为博士生提供更广阔的学术支持和进行跨学科学术对话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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