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指导方式：德国博士教育的新模式

与其他卓越倡议的研究生院一样，文化研究领域的两个案例研究生院也有指导委员会制度。除了导师，博士生还会有一到两名指导人（Mentoren），每个博士生在入学之后都会与研究生院院长、导师以及指导人签订一份辅导协议（Betreuerungsvereinbarung），协议对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比如导师和博士生交流的频率，导师对于博士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和论文进度安排的合理性的责任等。在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每位博士生都有两名指导人，并且为了强化跨学科的研究取向，两名指导人通常来自不同的学科。

但是，对这种制度化的指导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存在实际的困难，制度规定往往更多地发挥了一种潜在的引导作用：

“尽管我们对于导师和博士生定期见面有一个指导流程，规定了一些必须讨论的项目，但是在人文学科，人们是非常个人主义的……比如博导说我们每个月要有一次谈话，而博士生可能会说，我这半年都得在档案馆里查资料，不想安排谈话……也就是说，这个指导流程执行起来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引导的做法是很重要的，它让人们有所反思，一种指导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控制它，把它交给博士生和导师，让他们自己管理他们的指导关系。”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负责人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的受访博士生也说，她与第二导师没有密切的联系，指导基本上还是依赖于第一导师：

“我的第二导师在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做过报告，然后暗示说他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没有麻烦他特别多。他在我的指导委员会里，但总的来说他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https://www.xing528.com)

——柏林文学研究生院博士生

在这一领域还有一种特别的情况，研究生院和博士项目人员规模有一定的限制，而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分布很广，有的博士生未必能在结构化项目的核心教师群体中确定一位最合适的人选来作为第一导师。这在根本上还是由人文领域知识的离散性所决定的，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选题而言，可能一所大学、一座城市仅有一位研究兴趣相关的教授是最佳的导师人选，而这位教授未必恰好是结构化博士培养项目的成员。对此，相关项目都有变通的规定，比如，仅要求博士生的一位指导人属于结构化项目成员；或者一旦博士生找到一位合适的导师，这位教授就可以自动成为结构化项目的合作成员。本研究访谈的柏林的两位博士生都属于这类情况。这些学生需要在参加结构化项目所提供的学术活动之外，专门在各自导师所在的研究所参加由导师主持的博士生研讨课及其他学术活动。柏林性别研究训练小组的博士生对她的这种双重身份进行了描述：

“在高级研讨课或者答疑时间，我会去找我的导师，或者他来听我在研究训练小组研讨课上的报告，这就是说，这之间总是有座桥。相对而言，我对研究训练小组的归属感更强一些，这与训练小组里的密集的学术活动有关，也与‘理论交叉点’有关——我的研究问题，特别是理论取向，与研究训练小组有更大的关系。我（感觉自己）属于研究训练小组，也有一点属于（导师的）教席，但是更像这个教席的外部成员，因为我在那里没有关系密切的同事……”

处在这种关系中的博士生有一种双重身份认同和坐标定位——既属于研究生院，同时又与一个具体的教席密切相关。与生命科学和经济学不同的是，人文学科领域博士生的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研究生院的学术活动与教授日常主持的学术活动之间有较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