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资金依赖下的政策驱动：改革路径

在德国，生命科学研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持续受到国家科研战略和政策的重点支持。1998年以来，在联邦政府“生物工程项目”和“健康研究项目”两大战略框架下，德国持续加强了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支持。联邦教育科研部提出：“新的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极大地推动着人类对于生命和生态系统的了解，对理解遗传性疾病或由外部因素引发的疾病和开发新疗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生命科学在创造新的、面向未来的工作机会方面有很大的潜力。而联邦教育科研部的政策任务是将创新研究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19]在2009年德国教育科研部发布的报告《生命科学动力——面向创新未来的科研》中，教育科研部也强调：“提高科研竞争力、经济创新能力，保障民众健康并提高生活质量是当代社会面临的核心挑战，而分子生命科学研究对于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20]

在科研政策的推动下，过去二十多年中，德国投向高校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三方资金持续增加，其中大约20%直接来自联邦政府的委托项目，50%通过科研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发放，另有约10%的资金来自欧盟。^[21]在科研基金会目前的合作资助项目中，生命科学领域的项目在各种不同的资助计划中都占资助总项目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比如234个“合作研究中心”（SFB）中的100个、6个“特别研究中心”（DFG-Forschungszentern）中的3个、209个研究小组（Forschergruppen）中的74个都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卓越倡议迄今资助的39所研究生院中的12所、37个卓越集群中的12个也属于这一领域。每年仅在生物学科毕业的博士就有2600多人，是德国学术性博士培养中授予学位最多的学科。德国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弗莱堡、海德堡、哥廷根、图宾根、柏林、慕尼黑、康斯坦斯、维尔茨堡等十几个突出的科研高地和一批世界知名的研究院所。在海德堡、哥廷根等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重镇，数百个科研团队的几千名科研人员同时聚集在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进行工作，探索未知的知识边界。可以看到，生命科学是受到科研政策和科研资金重点支持、基于大规模的学术人口基数形成的一个“朝阳”科研领域。这一领域高度依赖第三方资金，科研经费需求高，来源多，用科研经费雇佣科研人员，长期以来形成了突出的“委托科研”文化。而资助是通过学术人员和研究团队参与竞标这种“准市场”行为实现的。海德堡生命科学研究生院的受访博士生在描述其导师申请科研资金的情况时这样说：

“很多研究项目博士生岗位的经费给的是一年或者两年，博士后也是……人员很多，每个人的岗位经费来源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钱，有的是科研基金会的钱，有的是私人企业的钱，拿到经费才能招人。然后（教授）就要一直不停地申请新的经费。教授可能也很难把心思都放在科研上，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四五十个博士生和博士后，要不停地开会作报告，不停地写项目申请书。”

在这种科研文化下，生命科学领域对科研政策的新方向也总是能够做出敏感的反应。在各类结构化博士教育项目资助计划启动之后，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人员都给予积极反馈。在科研基金会启动研究训练小组项目之后的9年时间里，仅哥廷根和海德堡两地，就先后建立了15个生命科学研究训练小组。这一领域的学术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具有准市场性质的经费竞争模式，并将这种竞争与声誉紧密相连。海德堡生命科学研究生院的负责人说：(www.xing528.com)

“海德堡视自己为一所有竞争力的、追求创新的大学，我们也想要为我们的研究争取更多的经费资助。当卓越倡议启动后，我们也一直想提高海德堡的声誉。对于我，以及对于我们领域很多教授而言，如果我们的研究生院没有入选卓越倡议，那是不可想象的。”

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共同体不仅是对政策驱动反应积极，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或影响着科研政策的制定。1984年，生命科学领域的教授在科隆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研究训练小组，其后，相关教授也直接参与了科研基金会有关大规模研究训练小组资助计划的讨论。早期研究训练小组的组织形式事实上也是按照生命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其他一些领域）通常的团队科研模式设计的——由多名高级和初级研究人员围绕具体的研究课题进行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密集的科研训练。可以说，研究训练小组是为这一领域的学术人员“量身定制”的。

所以，因其知识生产所具有的重大政策意义和社会意义，生命科学成为德国科研投入的重点领域。而基于对第三方科研资金的高度依赖，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人员在政策驱动下积极投身博士教育的结构化改革实践，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和影响着政策制定，学术人员的目标与政策目标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