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学术和科研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成为当时世界的学术中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本·戴维（Ben-David）指出：“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许多大学实际上是世界上学生能够接受科研训练的唯一机构。”[24]阿什比（Ashby）这样描述19世纪德国大学的学术生活：
“德国的大学成为西方世界的骄傲。在德国吉森李比希（Liebig）的实验室里，有来自整个欧洲的学生一起工作。每个学生都努力设法来到吉森。从清晨到深夜，都可在实验室找到李比希和他的学生。”[25]
德国大学在学术上的成功是肯定的，洪堡式的大学理念甚至被认为是19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想。[26]但是，如果回溯洪堡原初的大学理念，或者观察19世纪德国大学学术活动的方方面面，又会发现这种成功事实上有些模糊难辨[27]。一方面，以哲学统一所有科学的新人文主义理想很快被19世纪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的分化冲淡，学科的专业化逐渐发展出其“自我放大”（Self-amplification）[28]的动力，科研探索并不是为了寻求洪堡所说的“普遍联系”，而是为了不断开垦学科自身的疆土边域，发现未知的前沿。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心怀研究的理想。相反，大多数学生并不攻读（博士）学位，甚至不参加高级研讨班，他们只是为了能够通过医师、文理中学教师、法律从业者等职业的国家资格考试而在大学注册学习课程。[29]
与此同时，德国大学对于科研活动的垄断也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新兴的科研需求开始在大学之外寻求理想的栖身之地。19世纪中后期，科学世界的版图发生了新的变化。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术化，原有的学科继续分化，新的学科不断产生，科学对工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德国，军事、经济、政治、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都生长出科研需求，出现了德国社会学家所说的“科学文明”（wissenschaftlichen Zivilisation）[30]或“科学社会”[31]（Wissenschaftsgesellschaft）。而大学恪守纯粹理论化的科学探索，排斥实用性的研究，拒不接纳这些新的研究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军队和大型企业开始创建专门的科研部门，政府直接资助的科研机构兴起。1887年，帝国技术研究所（今联邦物理技术研究所前身）的建立，标志着由国家支持的、与技术应用紧密结合的研究机构的产生。[32]1910年，柏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之际，威廉皇帝科学促进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即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成立，显示出大学在科研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中，“仅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继续与国际前沿并驾齐驱”[33]。(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不同方面的矛盾暴露出根植在洪堡式德国大学组织模式中的问题。德国大学坚持一种统一的目标和单一的任务，其整个体制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教学活动不受重视，并且忽略了大学同时也是学生的职业准备场所这样一个事实，既没有在教学的内容上对专业教育和学术性训练进行区分，也没有从教育的层次上进行初级和高级的区分。大学教育只有一个层次，所有的学生都按照一种目标来培养。另一方面，就科研本身而言，作坊式的、个人化的传统科研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显现出其与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大科学”需求的不相适应。
德国大学的这些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暴露出来。1918年，韦伯（Weber）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曾经对德国大学做出这样的评价：“德国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也在沿着美国制度的方向发展……德国大学的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就像德国人的一般生活一样，正在变得日益美国化。”[34]在韦伯看来，德国大学作为一种“旧式”学术组织，其单一的组织理念和制度设计无法适应科研专门化和分工复杂化的必然趋势，必然会“沿着美国制度的方向发展”，走向“资本主义企业式的”科层化和理性化。[35]
1919年，时任普鲁士文化部长的贝克（Becker）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大学在本质上是健康的”[36]经常被引用来说明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德国人对德国大学的态度，但是贝克本人关于德国高校改革的具体建议却常常被忽略。1918年，他在《德国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发表文章，指出德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和来自各个方面特别是来自学生和青年学术人员的改革诉求，他写道：“我们95%的大学生在他们的一生当中都从不进行科学研究。”贝克同时建议，应通过大学内部的功能扩展和分化来解决这些问题。[37]社会学家舍勒（Scheler）也在20世纪20年代论述了德国大学的问题，认为大学没有实现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所应当承担的多重任务——文化传承、职业训练、科学研究、人格修养教育以及满足不同阶层民众的教育需求。他认为贝克主张的大学内部分化也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因而建议在大学内部分化的同时，以专门研究机构、科学院、民众大学等机构形式的拓展来实现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系统中的功能分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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