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博士教育：超越师徒制的新模式

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知识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出现了“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概念，并成为对当今世界社会形态和经济特征的基本描述。在这个过程之中，很多研究者观察到，科学研究或者说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比如，科学研究不再仅仅是大学或科研院所这些学术机构所专有的活动，一些新的组织单位如企业研发实验室、咨询公司、智库组织等都越来越多地参与研究性的活动；产学研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研究型大学纷纷开始兴建产学研基地和科技创业园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传统的学科结构之外，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一些过去在企业和生产性部门中关注的问题，如质量、绩效、投入-产出等，成为今天评价科研活动的重要维度或指标；跨国的科研合作成为常态，科研人员的国际流动频繁，全球性的科研网络支脉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现象不断汇聚、扩展、相互连接，越来越表明当代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活动已经超出了默顿提出的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不少学者对这些现象及其相互关联进行了分析，试图归纳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以下，本书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的理论观点和概念进行简述。

大科学

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家普莱斯（Price）在一系列的演讲中提出了“大科学”（Big Science）的概念，用以描述二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模式。大科学的主要特征是：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巨额资金投入，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科研人员围绕宏大的科研目标进行长期的合作研究，这种科研合作经常是跨国的，依赖昂贵大型实验设备和大型实验室。^[25]物理、天文、航空航天领域的很多科研项目如国际空间站计划、大型强子对撞机计划等是典型的大科学项目。而生命科学领域由多个国家科学家分散参与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属于大科学的一类。这与二战之前的“小科学”有很大的不同。

科学的终结

1973年，德国社会学家伯梅（Böhme）、戴勒（Daele）和克罗恩（Krohn）提出了“科学的终结”（Die Fin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的概念，指出当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以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外部目标为方针，而不是按照学科知识内在的逻辑寻求科研的方向，这种转变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将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而是由于当代科学内部自我规制的衰落而发生的根本的范式转变。因而他们把这种转变称为“科学的终结”，并认为当代科研有必要将科学研究的理论目标与社会标准更多地结合起来。^[26]这是当代有关科学转型的最早的讨论之一。

认知漂移

1985年，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埃尔津加（Elzinga）提出了“认知漂移”（Epistemic Drift）的概念来描述科研评价模式的转变。他认为，在政治和商业压力下，科学研究的质量评价正从基于学科的传统的声誉控制系统逐渐转变为向外部政治和商业控制开放的新系统。外部标准特别是官僚主义不仅仅影响到研究问题的选择，还影响到对于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27]

委托科学

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也观察到了当代科研模式的新特征。1988年，美国学者萨尔特（Salter）在其著作《委托科学：标准制定中的科学与科学家》中提出了“委托科学”（Mandated Science）的概念来描述一种围绕政策目标进行的科研活动，这种科研既包括那些由政策制定方（主要是政府）直接委派的研究，也包括那些普通的科研成果被应用或部分应用于政策制定的情形。她的核心观点是，委托科学与传统科学（Conventional Science）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委托科研中，政策对科研和科学家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压力，从而对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果的阐释都会产生某种影响。具体而言，委托科学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科研模式，有其既不同于纯粹的学术话语也不同于通常的政策话语的特殊语言方式，委托科学中贯彻着法律问题并且牵涉道德议题。^[28](www.xing528.com)

后规范科学

同样是基于对公共政策决策进行的研究，冯托维茨（Funtowicz）和拉沃茨（Ravetz）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相对于库恩所说的“规范科学”，今天的科学研究参与决策时，根据决策风险和系统不确性的程度不同，可以区分出“应用科学”“咨询科学”和“后规范科学”三种类型。库恩所说的规范科学通常是确定的、价值无涉并且依赖固定范式的科学，而后规范科学则是高度不确定的、富有争议并且牵涉到复杂利益的，比如对于全球变暖、生物技术应用等议题的研究。后规范科学通常要依赖一个外部同行团体的参与，其科研没有固定的范式，知识的判断也是高度不确定并且存在风险的，但是这种科学模式又是当下科研所必需的。^[29]

后学院科学

1996年，英国的科学哲学家齐曼（Ziman）从制度文化的角度出发，将当前新的科研模式称为“后学院科学”。他以默顿提出的现代科学精神特质的四项制度规范作为对照，逐一分析了当前新的科研方式在文化形式上与传统科研的差异。与学院科学的公有性、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相对的是，后学院科学是网络性的、地方性和利益关涉的。在知识的判定上，学术同行评议制度更多地让位于受政治、社会经济影响的、多元化的质量评价模式，并且后学院科学的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下降的趋势。^[30]

创业科学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若干理论创见也印证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学者埃兹科维茨（Etzkowitz）的研究，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大学与企业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研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他提出了著名的“三螺旋”结构（Triple Helix）和“创业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创业科学”（Entrepreneurial Science）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影响巨大。他提出的三螺旋结构是一种科研创新的模式，指大学-产业-政府三方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每一方都表现出另外两方的一些能力，但同时也保持自己的原有作用和独特身份^[31]。而三螺旋结构中的大学在知识的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而显现出“创业大学”的特征。三螺旋结构中的科研模式不同于传统的科研，是一种与应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密切结合的“创业科学”，其形成是科学对于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作用和科学研究自身结构变化的体现，^[32]而知识的资本化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动力。^[33]

学术资本主义

高等教育领域另外一项重要的理论创见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提出。1997年，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斯劳特（Slaughter）和莱斯利（Leslie）共同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概念来描述高校及其学术人员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的或者类似市场的活动。^[34]两位研究者重点以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四国学术活动的变革为考察对象，并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全球化对于学术活动的影响。他们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教育科研人员和院校被纳入市场达到了一定程度，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打破了过去一百年发展起来的大学专业工作模式，科学工作开始出现实质上而不是程度上不同的新模式。^[35]“三螺旋”与“学术资本主义”描述的问题是相似的，都指出了市场逻辑、市场文化对于大学科研工作的影响，大学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企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