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的研究

该类主要为点评体专著，作者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左传》各类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及其效果进行点评，这是绝大多数学者评点的注意力所在，如冯李骅、陆浩合评的《左绣》，总结出《左传》的各类叙事手法近三十种；二是发明或借鉴有关专有名词用来帮助著者评点《左传》相关文法或者遣词造句的妙用，如“文脉”“结穴”和“眼目”等词语；三是从修辞或美学的角度评价《左传》的文学价值，各类诸如“闲情点缀”法、各种对比和奇正叙事法等，既属于叙事法，当然也属于修辞手法。另外，有的学者还从语义学的角度阐发《左传》文句中有关精彩词语的运用等。

（一）王源的《左传评》十卷

王源（1648—1710）字昆绳，号或庵，大兴人，康熙癸酉（三十二年）举人。治学主实，厌倦宋明理学，追随颜元、李塨的实学派。在《春秋》学研究方面有《左传评》十卷，属于《或庵评春秋三传》之一，其原名叫《文章练要》，后改今名。

该书正文前有后学程城的一篇序言，充满溢美之辞，这也是代人作序的旧习，文中称赞《文章练要》为文章点评的规矩准绳，“详而说之，以尽乎文之变无方也，无体也。变而通之，尽乎神也，自来文章家未尝有，天将使先生尽抉其秘，以觉人乎？”程城的代序之后有作者自作的序，作者引述孟子等先圣格言自励，要贯通领会《左传》千变万化的作文技巧，“圣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思而已”。所以，王源通过苦思冥想，最终大彻大悟了《左传》的文法真谛。至于他的“诀窍”就是一个“贯”，但作者并没有说明其“贯”通的妙法，读者只能从他的作品中慢慢领会。

正文之前的凡例共十二条，帮助读者领会此书内容或者说明该书的体例和写作目的，其中一条看来颇有道理，就是人们常说的“不以人废言”来评价作品。他认为“叙事之法的精妙与否，与所叙之事的好坏无关，论文与论史不可混同”。王氏对其评点的成果很是自负，不仅谆谆教导读其书者如何领会其苦心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当时某些浮躁的评点学风给予不点名批评。他在第七条凡例中说：

评语皆抉作者之意。知其意而后知其章法，知其章法而后知其文之所以妙，皆枯心呕血所以得之者。非若近人徒赞其如何好如何好，而毫无得于古，毫无益于今者比也。读者须详观而熟玩之，若夸一目十行之能，如谚所谓走马看山者，则大负评者苦心矣，不必读可矣。^[8]

凡例之后为该书的目录，共分为十卷，每卷中分为数个不等的主题，主题下用小字标明时间，如第一卷共分十九个小的子目，也就是十九篇评点的主题，如最后一篇的标题为“骊姬乱晋”，其后用小字注明“庄公二十八年”。

与一般时文评点体一样，王氏的《左传评》有眉批，有夹批，有总评，有断句等，还有对《左传》中的人物等的简单注解。偶尔还引用前人的评价成果，作者也毫不讳言，并标明出处，体现其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

王氏点评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其作品评价的主要内容和角度来看，有主意（主题思想），有眼目，其段落有大小，行文次序有案有结，其词语有精彩，有闲情，有点缀，有句法，有字法等。并且王氏在具体评文中还自创了一套符号代表上述各个方面，如“主意”用双钩，“眼目”用大圆圈，“大段落”用长横线，“小段”用半横线，“案”用连续数个虚点或单个虚点，“精彩与奇变处”用数个圆圈标注于字下，次一点的奇变用一个圆圈，“闲情点缀句法”则用连续三个点号，“字法”用重叠的双顿号。

今将其书第一卷中的“宋公和卒”一篇为例，使人领略其点评的风格以及对评点理论的贡献。宋穆公疾.（按本来为圆圈表示断句，今改为点号代之，下均改为现代标点），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王按“先君一”），寡人弗敢忘。（：先君穆公兄宣公也。与夷，宣公子即所属殇公。）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先君二），其将何辞以对？（夹批：词气凄婉。上述两句下皆为圆圈为“精彩奇变”处）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冯，穆公子，庄公也。”按在上句之下作者本来用叠加号表示“字法”，今改成下划线。）公曰：“不可。先君（先君三）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先君四）。岂曰‘能贤’？（句法）光照先君之令德（先君五），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先君六。夹批：韵调铿然。）使公子冯出居于郑，（：辟殇公。）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夹批：归美宣公而知人二字即兼穆公矣。按王氏在“宋宣公可谓知人”又用小字下按语：“赞宣公正可贤穆公也。）立穆公其子飨之。（夹批：二语简括，省人多少纠缠！）命以义夫。（：“命出于义也。”“义”字结穴。）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按王氏本来用“、、、、、”于上述诗句下，表示“闲情点缀法”，今改为着重号。王：“《诗》言殷汤武丁受命皆以义故，任荷天之百禄也。殷礼有兄弟相及，不必传子孙，宋其后也，故指称《商颂》。”）

王源的总评：“穆公口口先君声中有泪义，让也。穆公之义宣公为之也，归美宣公结穴，义字不必呆结穆公而中有穆公，在此古人用笔最活处，亦最奇妙，不得视为以宣公结也。称先君者六回，旋笔宕，文情特妙。武乡出师表同此酸楚。（按上述着重号原皆为圆圈，表示精彩与奇变处。）

再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的评点，（按本文不再如上篇逐一抄录。）在“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句下，著者夹批“武姜”用此处是有深意的，因为她是该事件的“祸源”。后面论述了姜氏偏爱次子共叔段如何如何，庄公即位后，武姜为之请制，庄公不允，认为制地势险要，“虢叔死焉，佗邑唯命”。王氏在此夹批道，左氏描写庄公表面上“极笃爱，唯恐陷弟不义”，与后来之“庄公无限残忍却如此作起”进行对比。对祭仲的进谏，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王批注：“顿挫，只说自己不辟害，妙。”这个“妙”字不知是庄公的心计妙还是《左传》的行文安排的妙，但反正用“妙”字的地方很多，主要还是赞扬左氏选词、叙事手法的安排方面等。下文关于共叔段扩张势力，图谋造反的情报不断传来，庄公泰然自若，以“多行不义必自毙，姑待之”，以及“无庸，将自及”来应对焦急不安的臣下。王源认为这两句都是奇变之妙处，足见庄公内心“险极恶极”。在庄公说其弟“不义不昵，厚将崩”后，王氏进一步评价庄公的阴险，并也评点了左氏的行文技法：“至此凡三段，俱用峭语，顿住如高江急峡，汹涌震撼，激不得舒。自此以下，方有一泻千里之势。”这里多次评点用“顿”或“挫”等字眼，是指行文的一种技巧，使读者感到有一种十分压制的心理感受。至于庄公迫使叔段出奔后，对于《春秋》经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认为是“谓之郑志”。王源用双线（也就是双钩）画出“郑志”，结论为“二字定案，一篇之主”。至于姜氏被庄公逐出京城，并发誓不至黄泉不再相见后，王氏批点道：“遥接姜氏如天外三峰，若远若近，文情特妙。”“读者至此，意后来光景不忍现，孰知大不然矣。”王氏的意思是左氏用的笔法特奇，使人难以想象后来母子竟然在大臣颍考叔的调解下和好如初，令人始料不及。

全文之下为总评，王氏用极其饱满的热情，宣泄出其对《左传》行文之法的感受：

文章贵乎变化，变则生，不变则死。生则常新……文章之道亦然……正忽变为奇，奇忽变为正……方有生气，方能万古常新，如此篇叙庄公残忍人也，阴贼人也，……先写其仁厚，而既写其如何残忍，如何阴贼。又另写一孝子如何仁爱，如何笃孝。因写庄公如何念母，如何见母，……与前文固秦越不相侔也，非变化之妙哉！千秋之下，生气犹拂拂纸上矣。

至于左氏行文构思之巧妙，用字之精当，在修辞学上与孙樵等人“立言必奇”的理论相符合（按作文中的奇正之法可能源于《孙子兵法》的用兵用语）。不过左氏当时也许还没有这个修辞概念，但对此手法可谓用得娴熟了。王氏论道：“庄公是正，考叔是奇；庄公之母是正，考叔之母是奇；庄公之不孝是正，考叔之孝是奇，……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测其奇之所在，孰知其正之所在？”又如其对“齐人救邢”篇的点评，也很有独特见解。作者着意从两个方面点评《左传》叙述水平的高超：一是如何将平列的事件先后依次叙述；二是前后文中间的承接技巧。另外，作者认为本篇中的“简书”二字是体现该篇的灵魂字眼。他说：“上平列下单承，亦非难事。所难者平列无轻重而单承有低昂，未免偏而不举，与详此略彼之法不同也。此文妙在引《诗》用单承，而上之平列者，又镕炼于‘简书’二字内，然后将简书三折，折出救邢。结构之精，卷石具有层峦，须弥纳于芥子，使人玩索无尽。”

虽然《左传》的文学价值为大家所公认，刘知几更是对左氏的写作手法以及语言、篇章的构建等给予高度赞扬，廖平也承认“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9]，但是像王源这样从用词、修辞、句子选用、篇章布局尤其是从“奇”“正”角度等来“贯”通性的研究《左传》文法，如此深刻全面的评点，少有人能企及了。

（二）冯李骅、陆浩合评之《左绣》三十卷

冯李骅，字天闲，浙江钱塘人；陆浩，字大瀛，定海人，二人生平不详。《左绣》刊行于康熙五十九年，据此知二人为康熙年间人。谈及《左绣》书名的寓意，作者以极其饱满的热情赞扬了《左氏》神妙的写作手法后，引用了两句古诗“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渡与人”，“左氏则竟将金针普渡天下，后世但粗心人觌面失之耳。愚特以‘绣’目《左》，实有望于天下后世之贪看鸳鸯者。”

该书结构体例：卷首有康熙五十九年朱轼的序，朱轼直言不讳地把《左传》从神圣的经书降为历史性散文类。朱轼夸赞《左绣》“披览之余，甚惬人意”。谈到《左传》文法技巧说：“左氏之为文，岂预设一成格哉？而后先互应，疏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诚文之之至也。”最后十分肯定地称赞《左绣》的评点功夫“亦论文之至也。学者得此而读之，自不至买椟而还其珠，亦不至以辞而害其志矣”^[10]。卷首除了朱轼之序外，还有杜氏原序、《刻左例言》《读左卮言》和《春秋列国时事图说》。

《刻左例言》中有三点有助于读者欣赏此书：一是本书卷帙之所以如此繁多，主要把杜氏《经传集解》悉录其中；二是该书之作目的在于帮助初学者鉴赏《左传》文法，论传文不论经义；三是作者自立一套标点符号表示大小段落，“其于线索、门键、词意警妙处”用△、◎、。。。。以及、、、等符号标于各句子或词语之下。

作者不仅精于批点《左传》之文，而且还善于发现左氏在行文叙事以及用词造句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有的发现颇具有一定语法或修辞价值。

关于左氏的叙事手法，冯氏总结出将近三十种叙事方法，如正叙、原叙、顺叙、倒叙、实叙、虚叙、明叙、暗叙、预叙、补叙、类叙、串叙、搭叙、陪叙等，还有其他稀奇古怪的“间议夹叙”“连经驾叙”“述言代叙”“凌空提叙”等。

作者怕别人不明白如此奇妙的词语，还分别举例以明之，如“摊叙如重耳出亡本末”，“结叙如子产择能而使”，“驾叙如宋襄盟孟”等。最后在回评中，作者热烈地称赞左氏“种种手法，开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准”。又如“原叙”法，冯氏以隐公被羽父与桓公合谋杀害始末，《左传》的“羽父请杀桓公以求太宰”就属于原叙。又如“先断后叙”法，冯氏在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先书齐卫，王爵也”。作者不仅认定此文章的叙述手法是“先断后叙法”也是“叙事为解经法”。又“陪叙”法，冯氏在传隐八年，“无骇卒，羽父请谥，……公命以字为展氏”。作者评价此篇纯用陪叙法。“以请谥陪问族，中以天子陪诸侯，以赐姓陪命氏，以胙土邑官陪以字为氏”。

在叙述核心人物与次要人物的手法方面，冯氏也有发明：一是“添宾并主”法。一般写法是借宾形主，也就是用次要人物烘托主人翁，然而左氏却巧用“添宾并主”法叙事，如“遂霸西戎，竟将子桑与秦穆、孟明双结”。二是“略主详宾”法。三是“宾主互用”法，其举郑伯克段于鄢，“克段是主，却重在姜氏；杀州吁是主，却重在石厚……”冯、陆还对《左传》的伏笔法也颇有心得，又总结出其不少的变法，“埋伏是文字线索，而用笔各变”，如“倒伏”“顺伏”“明伏”“暗伏”“正伏”“反伏”“因文伏事之法”以及“因事伏文之法”等。至于何为“因文伏事之法”，作者举例“如石碏谏宠州吁，却先写庄姜一段缘故”；至于“因事伏文之法”，如“晋厉败秦麻隧，却先写绝秦一篇文字是也”。

论及左氏叙事过程中的上下文转承技巧，著者发现“两大笔诀”：一是“以牵上为搭下”；一是“以中间贯两头”。作者赞扬此法神妙无比，“盖得此则板者活，断者联，涣者聚，纷者理。不独叙事，即议论亦以此为机杼，乃通部极精，极熟，极得力，极得意处，特为拈出，一斑而全豹尽窥矣”。

论文章结尾之法，冯氏发明《左氏》的诀窍也不少，“断结有许多手法：或分断总断，或一事两断，或两事一断。”作者评价“两事一断”举例道：“会鄫篇悬空掉尾，此语不属景伯，亦不属子贡，意味无穷。”最后作者深情地点评道：“一部书尤爱此一结，为飞仙之笔也。”(www.xing528.com)

总之上述冯氏在具体评点中所总结出的《左传》文法某些重要的模式，与王源、方苞等人在评点《左传》文法方面所发明的其他技巧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冯氏在《左传》行文中虚实、埋伏、提应、错综、分合、断结以及锻句、炼字等等，都有抉发，虽说多数与王源等人的评点有共同之处，但对于欲研究我国古代评点之学者，《左绣》是颇值一读之书。

（三）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为桐城派的创始者，尤其以散文理论与创作名世。论文法提倡“义法”，主张文章的行文之法要为主题服务，“义”与“法”要相得益彰，并主张文章要“雅洁”等。其在《春秋》学方面的著述有《春秋通论》和《左传义法举要》，后书为研究和点评《左传》文法的学术专著。

该书卷首有程崟序言，标题为“记授《左传》六篇传指始末”，主要追叙了《义法举要》成书的缘起和经过。程崟对方苞《左传》评点的水平崇拜无比，他在序言中称赞道：

取《左氏传》，……四战之脉络，则凡首尾开阖，虚实详略，顺逆断续之义法，更无越此者矣。观于宋之明，而分赜细琐，包括贯穿之义法，更无越此者矣。观于“无知之乱”而行空绝迹诸法之奇变，为汉以后文法家所不能窥寻者具见矣。在先生以为学者不急之务，而在文章之家，则为浚发心灵之奥府，苟能尽心于此，不亦大远于俗学矣乎！^[11]

《左传义法举要》共六篇，其中前四篇为方氏点评的重点。该书评点体例为每篇评点之文，先列一标题，然后详录《左传》全文。观此数篇评点，有时随文评点，赞叹左氏行文的各种精妙方法，然后在故事结束后用回评法，畅论该篇所用的各种行文手法，并指出其神妙之处，有时方氏只是在整篇文章结束后再给予总评，体例不一。

第一类，行文中无夹批，在文章结尾详加评点，如《齐连称、管至父弑襄公》，庄公八年，齐侯（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故谋作乱。……遂入，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无知。”方苞总评道：

左氏之文有太史公不能及者，如此篇谋乱之始，连称、管至父与无知交何由合，何以深言相结而为乱谋，连称如何自言其从妹，何由通无知之意于宫中，而谋伺襄公之间。若太史公为之，曲折叙次，非数十百言莫备。此但以“因之作乱”及“使间公”二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作乱之时，连称之妹如何告公出之期，无知与连、管何以部署，其家众何以不袭公于外而转俟其归？何以直入公宫而无阻间？非数十百言莫备，此则一切薙芟。直叙公田及徒人费之鞭而以走出，遇贼于门，遥接作乱。腾.跃而入，匪夷所思。费入告变，襄公与二三臣仓皇定谋，孟阳如何请以身代诸君，臣何以伏公于户下，费与石之纷如如何相誓同命以御贼，非数十百言莫备。此独以伏公而后出斗一语隐括，而其中情事不列而自明。其尤奇变不测者，后无一语及连称之妹，而中间情事，皆包孕于“间公”二字，盖弑谋所以无阻皆由得公之间也。

按方氏点评有如下特点：1.抓住文章的灵魂性字眼“间公”说明谋事成败的关键；2.删减一切赘言，仅仅抓住故事叙述的关键词句，让读者自己想象明了；3.抓住中间关联上下的承接语，使文章似断而文脉不断；4.强调行文方法的“奇变”，如正常情况下，反贼应当利用襄公狩猎之机袭击，此处却弑君于戒备森严的宫廷中，出人意料。

第二类，除了正文中关键句子行文技巧处给予夹评外，最后还有总结性评点，如《韩之战》就很典型。（本按非评点处的句子皆省略）

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方氏夹评：备举晋侯失德，而束以故“秦伯伐晋”，通篇脉络总会于此）……三败及韩……于是……置官司焉（夹批：又抱篇首，赂秦伯以河外列城，既而不与）

总论：《左氏》长篇多于篇首总挈纲领而随地异形，其变化无方。此篇晋惠公以失德致败，篇首具矣。而中间愎谏违卜，临事而失谋，则非平昔败德所能该也。故因韩简之论占，忽引《诗》以要绾前后，而篇中所载惠公之事与言，细大毕举矣。且夫失德、失谋以致败，由人则守义好谋，而转败以为功亦由人，并晋群臣之戚忧以从君，惕号以致众，驰辞执礼以喻秦，皆一以贯之，而庆郑之孽由己作，亦包括无遗矣。叙事之文，义法精深，至此所谓出奇无穷，虽太史公、韩退之不过能仿佛其二三，其余作者皆无阶而生。

城濮之战是对晋楚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战，此战以楚败而晋胜告终，从而奠定了晋文公的霸业。方氏在该文后对这次战役的精妙叙事手法备加推崇，他说：

唐宋诸家之文，终篇一义相贯，譬如万派同源，百枝共木。不如此则气脉断隔而篇法为之裂矣。太史公《礼书序》首尾以二义分承，篇法之奇，唐以后无之；此篇以“德”“礼”“勤民”三义相贯，间见层出，融洽无间，又汉以后所未有也。《易》于《坤》曰为“文”，又曰“物相杂故曰‘文’”。盖彼此交互相为经纬而文生焉。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局，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此篇言晋侯有德、有礼而能勤民，所以胜；子玉无德、无礼不能勤民，所以败，其大经也。中间晋侯能用人言，不独博谋于卿大夫，且下及舆人；得臣刚愎自用，不独荣黄之谏不听，楚众欲还不从，即楚子之命亦不受，又一反对也。晋侯之梦似凶而终吉；得臣之梦似吉而终凶，又一反对也。楚所爱者曹、卫；晋所急者宋。鲁则阳从晋而阴从楚；郑则始向楚而终从晋，皆两两相对，所以抒轴而成章也。

方氏不仅点评了左氏在此文中对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同时还用《史记》以及汉以后其他学者与之对比，更加显示出《左传》文法的高明，因而也表明了方氏对《左传》的赞扬和推崇并不夸张。

总之，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不仅重点点明《左传》中的各类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还评点该类手法在描写事件及人物的道德时所起到的作用，使文法与义法相得益彰。另外，方氏在文章的点评过程中，也联系其他历史阶段的史书或者学者进行比较，来增加其推崇《左传》叙事手法高明的可信度。另外和其他多数的点评者一样，方氏对文章中表情达意上的精彩词句也标明并给以点评，显示出较强的评点水平。

（四）韩菼的《批点春秋左传纲目句解》六卷

该书也是一部适合初学者学习《左传》文法的专著。其内容体例仿照朱文公《通鉴纲目》，也以六十甲子列于逐年之首，下面再罗列周天子某年、鲁国某公某年，如“壬戌（注周桓王元年）四年（注宋殇公四年）。”该书首处列凡例八条，便于读者了解该书的编写结构和体例，书中于《左传》每一认定精彩或关键处，作者便用浅显的语言解释或评论，或解释行文之法等，而其评价多引述前贤的议论，几乎未有著者自己的发明。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韩氏所引用的先贤主要有吕祖谦、孙月峰、钟伯敬等人，如在《卫州吁弑其君完》最后引用“真西山云：‘方庄公之宠州吁也，碏能谏之。及州吁弑桓公也，碏又能诛之，可谓社稷之臣矣。’”又如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的终结评价语引用吕祖谦对庄公的评价：“公此等计术，施于敌国则为巧，施于骨肉则为忍，信是确论。然则为郑伯将若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五）李文渊的《左传评》三卷

该书也是属于评点《左传》文法的学术著作。正文前有钱大昕的序，简单回顾了《左传》自真西山《文章正宗》收录作为古文范式后，后人对《左传》文法的评价。“近世宁都魏氏、桐城方氏各以作文之法评《左氏》，谓字句繁简皆有义例，其说甚辨”。钱氏称赞李氏之作有过人之处，“议论颇有出魏、方两君之上者。点次未竟，不幸夭折”。为人作序未免有赞誉过分之嫌，谨考此书，点评远远不能与王源、方苞以及冯李骅之作相媲美。不过有两个点评特点还是值得一提：一是李氏一般不在句子中间点评左氏叙事技巧，往往在某一章节后加以评点。如闵公二年，晋惠公为骊姬等所惑，欲废太子申生，让其帅军东伐一事，人物和事件的线索繁杂，左氏却写得井井有条。李文渊称赞左氏运用“相对叙述”法很成功，他说：“里克谏太子帅师与狐突谏太子欲战相对；里克谏太子惧废与羊舌大夫谏狐突欲行相对。首尾之对待，何其整也。先友、狐突之言相驳，梁馀、子养等之言相承，中间之脉络何其贯也。义法之精密如此，而又运以古笔伟词，所以连述九人之言而读之不觉其冗也。”

第二个点评特点是，李文渊不仅点评《左传》文法，看来也没有离开《左传》的“义”。如桓公因文姜与襄公私通暴露后，桓公被害于齐国，公子彭生做了替罪羊。庄公即位不成而“夫人逊于齐”之事件之后，李氏评点说：“姜氏不称夫人，讳桓之丑也。更称文姜者，明姜氏即夫人也。鲁称‘人’者，讥其不讨贼复仇也。鲁之贼为文姜，仇为齐侯，徒使齐人杀彭生，岂足当之哉？”这一段不仅解释了《左传》与经文对文姜称呼不同的原因，似乎属于解释左氏叙事手法，但从全文来看应属于阐发所谓圣人微言大义的范畴。

另外，清人中评点《左传》的成果还有不少，如清初学者储欣的《左传选》十四卷也有一定代表性。据篇首后学徐永谨序言称，储欣的《左传选》撰写目的就是便于初学者学习与鉴赏《左传》文法技巧。

此书的评点远没有王源、冯李骅《左传》评点得详细，在每个主体之后，也没有著者大段的回评或总评。储欣只在认为需要点评之处，以夹批的形式加以评点。其点评的内容涉及词的选用，句子逻辑上的承接，以及因果关系的点明，有时还有简单的训诂等，如“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华督看见孔父嘉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都用圈标出，是作者认为的用词描写精彩之处。至于督杀害孔父娶其妻，又弑其君后，“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储氏在标注下评点表明因果：用极其简明二字“得情”评之。

总之，储欣的《左传选》及时点明所要评点《左传》之文，结尾没有长篇大论的感想性评论，点评也简单明了，评点理论没有创新之处，属于为初学者而编写的辅导性读本。

另外，晚清时期的林纾也有此类点评《左传》的著作，名之曰《左传撷华》，原稿未见，只见到其序言，出自于《畏庐文集》卷三中。从其序言中也可略见林氏对《左传》行文技巧的评价之高，如林氏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已隐开后世行文之途辙。所谓先经者，即文之前步；后经者，即文之结穴；依经者，即文之附圣以明道；错经者，即文之旁通而取证”。其序文还提到苏轼、叶梦得等人对《左传》叙事手法的赞美之词，如叶梦得称赞左氏“以行文论《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林氏自己也是对左氏的文法之巧妙，可以说顶礼膜拜，说：“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他把《左传》的行文变化多端比作名将的排兵布阵，“时时变其行阵，使望阵者莫审其阵图之所出。”林氏尤其赞赏左氏对历次大战的叙述本领，“其叙战事尤极留意，必因事设权，不会一笔沿袭，一语雷同，真神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