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类的史表体最早始于司马迁，班固因之，以后继作者不乏其人。把《左传》按照内容分门别类，将内容相同者列在一起，用丛表列出，宋人程公说已经为之，其著有《春秋分记》九十卷。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与之类似，但顾氏精于《春秋》，治学态度严谨而且方法科学，成就远远超出前人，且在其后的清代《左传》治学者中也无出其右者。
顾栋高（1679—1759），字初复，一字震沧，江苏无锡人，康熙十六年进士。顾氏以经学名家，声望颇重，深受乾隆的尊重，并赐御书“传经耆硕”四字。顾栋高嗜好《左传》，终老不辍，“昼夜探讨，每怀忿懥，家人以《左传》一册置几上，即怡然披览，不复问他事矣”[46]。其用四十年的精力完成的《春秋大事表》，至今仍为研治《左传》学最有价值的参考书之一。
《春秋大事表》体例，正文前有目录，分别是：卷一《时令表》、卷二《朔闰表》、卷三《长历拾遗表》、卷四《列国疆域表》、卷五《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卷六《列国犬牙相错表》、卷七《列国都邑表》、卷八《列国山川表》、卷九《列国险要表》、卷十《列国官制表》、卷十一《列国姓氏表》、卷十二《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三《刑赏表》、卷十四《田赋军旅表》、卷十五《吉礼表》、卷十六《凶礼表》、卷十七《宾礼表》、卷十八《军礼表》、卷十九《嘉礼表》、卷二十《王迹拾遗表》、卷二十一《鲁政下逮表》、卷二十二《晋中军表》、卷二十三《楚令尹表》、卷二十四《宋执政表》、卷二十五《郑执政表》、卷二十六《齐楚争盟表》、卷二十七《宋楚争盟表》、卷二十八《晋楚争盟表》、卷二十九《吴晋争盟表》、卷三十《齐晋争盟表》、卷三十一《秦晋交兵表》、卷三十二《晋楚交兵表》、卷三十三《吴楚交兵表》、卷三十四《吴越交兵表》、卷三十五《齐鲁交兵表》、卷三十六《鲁邾莒交兵表》、卷三十七《宋郑交兵表》、卷三十八《城筑表》、卷三十九《四裔表》、卷四十《天文表》、卷四十一《五行表》、卷四十二《三传异同表》、卷四十三《阙文表》、卷四十四《齐纪郑许宋曹吞灭表》、卷四十五《乱贼表》、卷四十六《兵谋表》、卷四十七《〈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卷四十八《杜注正讹表》、卷四十九《人物表》、卷五十《列女表》。最后还有附录：《偶笔》《舆图》。
顾氏治学非常严谨，在每类表的前面，先引经据典，说明该表内容分类的凡例和依据，在表后另附一篇见识深邃而精彩的议论，这也是史家之常例，但识见有高下之别。如卷四十九《人物表》前，作者对班固的《汉书》中的《古今人物表》之分类九等而感到不合理，然后说明春秋时期世道混乱，礼崩乐坏，各类人物纷出叠见，主要原因为“国异政则贤否绝殊，世变亟则奸邪辈出也”。所以作者按照自己制定的标准把《左传》中的人物区分为十三类：曰贤圣、曰纯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独行、曰文学、曰辞令、曰佞臣、曰谗臣、曰贼臣、曰乱臣、曰侠勇，而以方伎终焉。另外“凡孔门弟子之见于《左传》者，靡不具载，所谓附骥尾而名益显”[47]。每类人物之下标明具体人数，如文学类共十一人。至于人物的先后顺序，顾氏按照时间先后，先国名后人名一一列举，如郯子、宋皇武子、晋叔向、吴季札、楚倚相、晋士文伯、鲁叔孙豹、卫北宫文子、郑子太叔、鲁臧武仲、楚子革。
在材料归纳之后，进行分析并下结论是史学家治史常用的体例，顾氏也不例外。顾氏眼光敏锐，议论往往一语中的，如在《郑疆域表》之后，论述春秋初期，郑庄公为枭雄，很有称霸的可能。其死后，其子为继位争斗导致内乱，使国运不振，然仍能利用其疆域地势与其他列强周旋。顾氏认为：“齐、晋迭伯，与楚争郑者二百余年。是时，郑西有虎牢之险，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颍之地，恃其险阻，左支右吾，盖荥阳、成皋自古战争地，南北有事，郑先被兵，地势然也。”至于导致郑国灭亡的主要原因，顾氏认为系主要关隘虎牢等失守所造成，他说：“至子产之世，而虎牢已先属晋，犨、栎、郏已先属楚，郑之地险尽失，徒善其区区之辞命，以大义折服晋、楚，虽以楚灵王之暴横，莫敢凌侮，盖亦人谋之臧，匪关地势矣。然自后三家分晋，而韩得成皋，卒以灭郑。则郑之虎牢，岂非得之以兴，失之以亡者哉！”[48]
历法部分是顾氏用力最勤的部分之一，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古代历法问题太专业化。刘歆、杜预所研究的《三统历》和《春秋长历》只有部分佚文存留，所以，历代学者对《春秋》经传历法研究多望而却步，成果很少，但像胡安国那样的“夏时冠周月”穿凿之说倒是不少。顾氏对《春秋》历法的重要性有很高的认识，他说：“雨雹霜雪，失时为灾，蒐田城筑，非时害稼。时日尤重，学《春秋》而不知时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他的《时令表》从经传材料，特别是《左传》中拾取的宋国用殷历、晋国用夏历的史料，证明经文用周正，传文则杂用周正和夏正的事实。顾氏没有在此停止，在表后附有《旁通诸经七种》，从《诗》《书》《易》《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的经文中，选取反映时文杂用周正、夏正的材料，无可争辩地论证了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用历不统一，而且周人时随月改的历史事实，更加有力地驳倒了胡安国所谓的经文改月不改时的谬说。他下结论道：“愚谓改正朔即是改时月。周断无称冬十一月为岁首之理。王者之发号施令，与史臣之编年纪事，自宜画一，断无不用周正而反从夏正之理。惟民俗话言习于夏正已久，偶有杂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49]这样，“春秋‘王正月’之为周正，益了然无疑矣”。(www.xing528.com)
《朔闰表》也是顾氏关于《春秋》经传历法部分研究的力作。顾氏治学实事求是，不隐别人之美，在《朔闰表》前的序言中，承认该表是在“性敏而有沈思”的门人华师道等帮助下，用功十年完成的。该表将《春秋》经传每年每月之朔日、晦日的干支列于表中，根据干支的合与不合，推定置闰的具体月份，这样一来，“因经传之日数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后以定闰余，与杜氏长历不差累黍。其违异者则为著论驳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迹，指掌可数，粲若列眉，而后儒之凭空臆造都成寱语”[50]。通过该表不仅可以发现杜注孔疏的错误，同时也可一扫宋儒因不考经文历法而阐发的许多穿凿之论。例如桓公五年经文“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对于两个日期，《左传》认为是再讣，《公》《谷》二家的解释更是穿凿无据。杜预以《长历》推之，认为甲戌是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己丑为第二年正月初六。顾栋高经过考证推断桓公四年有闰月在十二月，甲戌实际为桓公五年正月二十一，而己丑应为二月七日，“甲戌”之下有阙文，而“己丑”之上脱文“二月”。像这样通过考证所发现的杜预《长历》的错误以及注释还有不少。又如杜预对“昭元年十二月晋既烝，赵孟适南阳。甲辰朔，烝于温”的注解曰：“甲辰十二月朔，晋既烝赵孟乃烝其家庙，则晋烝当在甲辰之前，传言十二月误。”顾氏通过《朔闰表》发现杜注的错误及其原因，他说：
不知是年当闰十月，不可依长历作闰十二月。经传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则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盖夏之十一月于周为正月，晋烝以孟冬，而赵氏以仲冬烝于家庙。传以烝本冬祭，不可系之来年，而甲辰实正月朔，故特变其文先言十二月晋烝，而后言甲辰朔，此明系两月事。赵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传纪晋事自用晋之夏正耳。杜不知传文书法之变，误以来岁之日属之今年，由置闰失所故也。[51]
顾氏《春秋大事表》以其科学严谨、考证典核的按断性论文，可以说是从史学角度综合研究《左传》的最高成就。关于对该书的评价，四库馆臣除了认为个别的内容若是事事表之未免繁碎外，整体上是大加褒奖的。顾栋高以其卓越的研究成就，在清史《儒林传》中被列为第一。梁启超也十分推崇该书，他说：
这部书的体例，是将全部《左传》拆散，拈出若干主要题目，把书中许多零碎事实按题搜集起来，列为表的形式，比较研究。……《礼记》说：“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治史的最好办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用这种方法治历史的人，向来很少。震沧这部书，总算第一次成功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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