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春秋》经传历法分析成果

早在晋代，杜预就为解释《春秋》而撰写了《春秋长历》存于《春秋释例》中。由于历法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所以该类著作清代以前少有成果问世，见于著录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仅有明代张以宁所撰的《春王正月考》，算是一部较有考据价值的《春秋》学历法类专著。张氏征引《论语》《孟子》《史记》《汉书》等有关历法类史料，来攻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谬。到了清代，此类著作成果数量大大超越前代，据统计有二十部左右，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有陈厚耀的《春秋长历》、成蓉镜的《春秋日南至谱》、吴鼐的《三正考》、罗士琳的《春秋朔闰异同》、王韬的《春秋朔闰日至考》、施彦士的《推春秋日食法》等，其中陈厚耀、成蓉镜、吴鼐、王韬等人的研究成果价值较高。

（一）陈厚耀的《春秋长历》十卷

陈厚耀不仅精通经学，也擅长历算，曾从师于“国朝算学第一”梅文鼎。陈厚耀的《春秋长历》是为了补杜预《春秋长历》散逸所作。杜预作《春秋长历》，利用《春秋》经文中的“朔”“日食”以及若干具体日期干支的记载，本来想搞清楚《春秋》中的古历，作经书历谱，但因《春秋》作者所依据的历法记载有错误，或者各诸侯国通报时的历法各有不同等，杜预因此又搞出诸多混乱来：有时上一年记录某事件的经文，他放到下一年里。由于历法问题专业性太强，宋元明三代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性专著。直到清代，有关历法科学的进步和考据学日益精密，才造就了几位卓越的学者和《春秋》学方面历法专著。清初的陈厚耀以及后来的成蓉镜、罗士琳以及王韬等都是古代历法研究者中的翘楚。

《春秋长历》是陈厚耀针对杜预的《春秋长历》出现的失误而作。全书共十卷，共分“历证”“古历”“历编”“历存”四部分。“历证”备引自汉至元代史书中的历律志及《左传正义》，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的《天元历理》及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缪”一条，为《正义》所无，又引《大衍历》议“春秋历考”一条，亦唐代律历志所无，其考证价值弥足珍贵。陈氏通过考证发现，其实先秦诸代历法不同，就是正月不同而已，这就是夏、商、周“三正”的来历。他考证发现：鲁国用周历，以冬至夏历十一月（子月）为正月朔日；宋用的是殷历，以夏历的十二（丑月）为正月。他按照四分历列出年月日，依次为鲁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排列出一幅清晰的年表。他根据杜注的《长历》的佚文，经过自己的推算，列出《长历》各个月的大小以及朔日的干支，对杜预之《长历》与古历不同之处进行辨析，这就是“历编”。他又通过精确计算日食记录，纠正了杜预不少失误。第四部分为“历存”，又称“长历退两月谱”，是对杜氏《长历》的每月初朔日干支的修正。杜预根据《春秋》干支推断隐公元年的干支为辛巳，但陈氏以日食干支考证应为庚戌。若按照杜预的长历与《春秋》经干支对比，也能部分对应，但与隐公三年二月、桓公三年七月、僖公五年九月的三次日食不合。若是向后推迟两个月就能相合，这就是“长历退两月谱”的来历。陈厚耀利用精深的专业知识，解决了《春秋》经传中较为复杂和深奥的历法问题，不仅补足了杜氏《长历》的阙佚，而且纠正了《长历》的错误，同时也扫除了历代学者因历法问题所发挥的各种穿凿之论，而其科学的考据方法也具有普遍意义。所以，该书受到了四库馆臣的推崇：“厚耀明于历法，故所推较预为密，盖非惟补其阙佚，并能正其讹舛，于考证之学极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一编矣。”^[24]

（二）成蓉镜的《春秋日南至谱》一卷

成蓉镜（1816—1883），字芙卿，自号心巢，后改名儒。精通经学、小学，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历算学家。《春秋》学方面的著述有《春秋日南至谱》和《春秋世族谱拾遗》。曾教授刘文淇之子刘贵曾《三统历法》，后来刘文淇祖孙三代所撰写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的历法部分就出自贵曾之手。

“日南至”就是指《左传》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和昭公“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即所谓的冬至日。冬至是古代历法中最重要的“四分”之一，指太阳在这天到达南回归线。成氏通过考证和推算，列出一个古四分历与三统历的对照表，非常清楚。但成氏省略了所有的推算过程，后人无法看见其科学精密的考证与计算程序，而只能见到推算的结果，所以有人对此书的结论持谨慎态度。

清代在《春秋》历法方面有成就的其他几位学者的著作，也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如刘师培的《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王韬的《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的《春秋日食考》以及列于《存目》中吴守一的《春秋日食质疑》等。

（三）吴鼐的《三正考》二卷

该书是继明张以宁、李濂攻驳宋儒特别是胡安国的《春秋》“夏时冠周月”及其改月不改时之说，以及其他如时月俱不改等穿凿附会之论后撰写的。没有目录，正文作者自设主题，然后围绕该主题，广征博引有关史料和有关学者的观点，考证严密，证据确凿，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www.xing528.com)

该书的体例以专题的形式展开，形同一篇考证性学术论文，如“唐虞建寅”论，吴氏先引用《尚书》史料：“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中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此，吴氏论证道：“仲春建卯，仲夏建午，仲秋建酉，仲冬建子，则知尧正建寅也。”吴氏并未到此为止，认为虞舜巡守所说的月份和方位，“则知舜正之建寅也”。吴氏的考证到此并未止步，对有关学者的唐虞之世的正月的错误论说给予批驳，即使是汉代大儒郑玄的说法也敢于否定，显示出其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该书最有代表性的考证部分应当是“三正通于民俗”说，受到四库馆臣的充分肯定。作者首先征引《尚书·夏书》中“怠弃三正”，引马融注和蔡注，认为“三正”就是“子丑寅之三正也”。所谓“怠弃三正”就是“三正迭建，其来久矣。子丑之正，唐虞之前当已有之”。然后作者广泛征引有关史料来证明“三正通于民俗”的观点，如《诗经》《尚书》《周易》《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以及汲冢竹书中纪年的体例，再加上借鉴有关先儒如郑玄、杜预、吕祖谦、陈廷敬、夏九峰等观点，另外加上大量征引《左传》与经文在记事时间上的差异，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左传》中各个诸侯国历法不统一的事实，也对胡安国等在《春秋》经文上所强加的各种穿凿臆说给予有力否定。所以，四库馆臣评价道：“……判百年纷纭轇輵之论，于经学实深有功焉”^[25]。

（四）王韬的《春秋朔闰日至考》三卷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后因曾经给太平天国上书被清朝追捕逃亡英国而改为今名。王韬于《春秋》学历法方面的著作有三部，成书于流亡英国期间，《春秋朔闰日至考》是最具学术价值的晚清历法研究专著之一。

该书体例是以《春秋》经文鲁十二公次序，逐年逐月注明某年的干支，正月建子、丑的月份情况，其冬至日干支以及闰月设置的具体月份，非常简明。王氏把《春秋》经传中有关纪事及其干支分别排列于《春秋朔闰日至考》表中，与该表的干支加以比较，从而纠正了不少经传历法方面的错误。另外，王氏对包括杜预《长历》在内的其他学术问题也有加以考证，显示出较高的历法学专业知识和考据水平。

1.纠正经传历法记录错误。如庄公十八年乙巳，建丑。前年闰十二月，十一日甲子冬至。正月大，甲申朔。……十二月小，己酉朔。经“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王氏考证道：“按此月无日食。四月壬子朔入食限，实在三月之晦。黄梨洲推得合朔癸丑，辰在未。”又考证传文历法记录的错误。如隐公三年辛酉，建丑。正月小，庚子朔，……十二月大，甲子朔。传文“庚戌，郑伯之车偾于济”。王氏说：“十二月无庚戌，传误。”

2.考证《左传》历法议论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建亥。……传“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王氏考证道：“经书‘十二月’，应在误文。范氏景福曾推此条，九月不入食限，十一月正入食限，无失闰法。《左氏》所载‘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为道听途说之谈，殊不可信。先儒以为错简。应是襄公二十一年传文，误置于此年。洵足以破解经之惑。”

3.用具体数字说明经文干支。隐公十一年经“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王氏注：“十五日。”其他经传的干支都是如此转换为数字日期，使一般读者更明白易懂。

4.校勘经传历法用字错误。襄公二十八年传“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王校勘曰：“按乙当作己字，形相近，传书乙亥，误。”

王氏利用其《朔闰日至考》表所考证的经传有关历法错误还有很多，其中也包括其他先儒的有关错误观点，显示出其严谨而深厚的历法素养。曾次亮先生除了指出该书中少数几处疏漏外，对包括其他两部历法在内的专著均给予很高评价：“王韬对于《春秋》历的研究及其著作，基本上改正了杜预以来各家《春秋》长历的重大错误，排定了近于当时历法真相的长历，不但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并且在中国古历研究上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著作。”^[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