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研究主要学者及其成就

对《春秋》经传的地理研究，晋杜预有筚路蓝缕之功，其撰写的《春秋土地名》附于《春秋释例》中。由于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征伐不断，国土疆界也时有更改，而且还有不少异地同名、一地二名或多名现象。春秋时代又远离后代，所以《左传》中的地理问题一直是治学中的一个难点。到了清代，考据学如日中天，不少学者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左传》中与经义关系不大的专门性问题上来，地理研究就是其中的显学。清代研究《春秋》经传地理的成果不菲，据现有史料所著录的该类著作至少有二十五部，其中不乏如高士奇、江永、沈钦韩等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该类专著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来分析，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辨析经传中一地多名和异地同名的问题；二是考证和说明古今地理的沿革；三是纠补杜注的疏失；四是校勘地名用字等问题。

（一）程廷祚的《春秋地名辨异》三卷

程廷祚（1691—1767），字启生，号绵庄，晚年自号清溪居士，诸生，金陵人，从学于实学派的李恭。该书为清代学者研究《春秋》地名较早的专著，存于《春秋识小录》中。

该书从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主要部分是上卷、中卷和下卷；次要部分为“晋书地理志证今”，存于卷尾的附录中，考证晋代与清代的地理沿革，有较高的价值。卷上为“一地二名”“一地三名”“一地四名”“一地七名”；卷中为“二地一名”；卷下为“三地一名”“四地一名”“五地一名”。

该书解释地名的体例为，先是说明某地名性质，如地名归属或者国名、古国名等，次注明该地名出现的时间，再次列举经传中包含该地名的句子。

如卷下的“五地一名”的“唐”：1.鲁地，隐二年，公及戎盟于唐；2.国名，宣十二年，楚子使告唐惠侯；3.古国名，昭元年，成王灭唐；4.燕地，昭十二年，齐高偃纳北燕伯欵于唐；5.周地，昭二十三年，尹辛败刘师于唐。

上文已提到，该书较有价值的部分为“晋书地理志证今”，程氏撰写该部分的目的是为了使后代学者明确了解春秋时期古今地理位置的沿革，他说：

释地之书当时则易晓，后世则难通。杜氏之释《春秋》，晋代郡县也。而今之视晋，犹晋之视春秋矣。余取《晋书·地理志》凡《集解》所征引者，悉证以今日所在，以通杜氏之说。至《集解》中有太康以前地理与志不合，或书作于平吴之先，或志有脱误，以俟知者。^[11]

例如“城阳郡”有七个地名，程氏皆分别用“今”地名解释之，如“诸”，今青州府诸城县，又“莒”，今青州府属州。有的注解还比较精确，如“壮武”，在今莱州府，即墨县西六十里，“壮”俗作“庄”，误。

该书体例倒是简明易懂，便于初学，尤其该书中的古今地理说明部分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程氏为清代初期的学者，考据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等功底并不深厚，所采用的旧注一律以杜注为标准，对杜注地理注解的疏漏或错误也不给予驳正或者补充。尽管如此，该书在清代《左传》地理研究中仍占据一定学术位置。

（二）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

是书因高士奇的尊显地位，又以其是现存清代第一部《春秋》地理学专著很受重视。然据阎若璩说，是书为高氏门客徐胜代作。该书卷首有朱彝尊、徐乾学的序言以及高士奇自序，朱、徐二人对此书的价值表彰有些过分，说“此书匪直元凯功臣，抑且为《禹贡》《职方》之嫡系，体国大业粲然具矣”^[12]！不过总体来看，该书考证详确精审，对研究《左传》中的地名及其沿革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它的编纂体例及其功用是“取春秋二十会盟之国为纲，各以其当时封境所属，随地标名，详其原起，条其兴革。诸小国则编年附缀之。其类削入他国者，则从其初，不从其后。其有沿承误者，必折衷以归于一是。一展卷而知当日之某地、某名，即今日之某名、某处”^[13]。

该书优点：一是引证史料丰富，考证沿革清晰，辨析精当；二是用《左传》自身史料来考证或者推论有关杜注之失误，如“昔阳”条，杜注错把昔阳当成春秋时期小诸侯国肥国之国都。对杜注地名注释的错误，刘炫早已指出，但孔颖达疏却维护杜注之失。高士奇根据《左传》内证，考证杜注孔疏的错误确凿无疑，令人信服，并且还指出杜注错误来源于《前汉志》《后汉志》以及《水经注》等旧注之失误。除此之外，高氏还叙述了自春秋至清朝历代“昔阳”地名的因革关系，展现出广阔而深厚的历史地理知识素养。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此书的同时，也指出此书有贪多务得之弊，如鲁庄公临党氏，高便立“党氏”一条，实际上与历史地名无关。

（三）沈淑的《春秋左传分国土地名》

该书共两卷，有《艺海珠尘》本。所谓“分国土地名”就是按照春秋时期包括周天子王畿在内的各个诸侯国，依次列举其国内的地理实体之名，然后给予注明。各诸侯国的顺序依次为首周、次鲁、次齐、次晋、次卫、次郑等二十个主要诸侯国，其他小诸侯国以及古国附录于卷二，并也是按照鲁十二公时间顺序列举地名而释之。在第二卷的最后还有“土地名补”，以鲁僖公始，终于定公，共标注地名七十二条。

该书不标举《左传》传文中含有地名的句子，而是直接标举出地名，然后沈氏在地名下用双行小字给予注释。如隐公时期的“棠”地，沈注：“今高平方舆县北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又庄公齐“堂阜”，沈注：“齐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鲍叔解夷吾缚于此，因此为名，齐鲁境上。”

沈氏生于清初，从该书的治学风格来看远远不能与乾嘉时代的考据学大师们的同类专著相媲美。例如，该书注释简单，基本没有引经据典的考据。有的地名根本就没有出注，如周王朝的地名中有多达十一条没有出注；有的很难说是地名，沈氏也给予出注，如僖公晋国的“表里山河”，沈氏注曰：“晋国外河而内山。”又僖公曹国的“济西之田”以及闵公鲁国“两社”也不能说是地名而沈氏注之，实属多余。

（四）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安徽休宁人，皖派考据学大师，淹通经史，精通小学，尤精通音韵学。在《春秋》学方面的著述有《春秋地理考实》四卷，共解释《春秋》经文和《左传》传文中地理实体约一千四百四十条，是继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之后，又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历史地理考证性专著。

该书体例为“是编所列春秋山川、国邑地名，悉从经传之次。凡杜预以下旧说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证，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之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方向道里”^[14]。(www.xing528.com)

正文前有江永的自序，大意是说古今地理沿革屡变，出现《春秋》经传中的地名“同名而异地，或一地而殊名。古今称谓不同，隶属沿革不一，有文字语音之讹，有传闻解说之误”等现象，造成后学阅读与研究的困难。该书依据《左传》内容先后，依照经文和传文中出现的地名顺序一一摘录下来，并在该地名下抄录包含该地名的经文或传文，然后再加以注释。江氏解释地名可谓广征博引，除了引用杜注孔疏外，还大量引用《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的地理研究成果来解释春秋时期的地理沿革。另外，江氏还引用《史记》《陆史》《水经注》《括地志》以及《寰宇志》等史料来考证古今地理沿革或者杜注的疏失，严谨可靠，言而有据。如隐元年传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中的地名“费”，江氏出注：

江氏不仅以清朝时期的地理位置注释春秋时期的“费”，而且还辨别鲁国二“费”的不同，同时还考辨《释文》注音的错误，显示出严谨的考证功夫。对杜注地理注释的错误，江永也能通过考证推论和征引史料给予注明，方法科学严谨，使人信服。如隐公二年经文中的“向”，杜注为“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汇纂》也同杜注。江氏同意在山东有两个“向”地，他认为一个为杜注的东海承县东南，距沂州西南一百里，另一个为《寰宇志》所说的在莒州南七十里的向城。江氏推断此处的“向”地理位置应靠近莒国为是。最后他说：“盖莒入向后遂有其地，至宣四年鲁又伐莒，取向也。若龙亢之向去莒甚远，襄十四年诸国大夫会吴于向，当是此向耳。”^[15]

然而该书有时也如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一样，把传文中某一地点看成地名实体来解释。如卷三哀公十一年传文中的“党氏之沟”，江氏也考证“庄三十二年公筑台临党氏，则近公宫有党氏”。

总之，江永精通考据方法，又淹通经史，征引的相关史料也很丰富，所以该书实为清代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春秋》学地理研究专著。而且该书的体例注重古今对比，使人明白易懂。四库馆臣也认为该书所录地名虽然没有《春秋地名考略》多，但考证和注解的精核却超越前者。

（五）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

沈钦韩淹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长于考据学。在《春秋》学方面有《春秋左氏传补注》十二卷和《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十二卷，与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的体例很是相似，有《皇清经解续编》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

该书无序言，字体较大而清楚，体例也较严谨。正文体例是按照鲁国十二公顺序，依次列举经传中的地名，加以注释、补充或考证。今核该书“补注”的内容，分四个方面对《左传》地名杜注进行补注。

1.杜注用晋时地名，《补注》用清代地名。如隐元年经“盟于蔑”。杜注：“姑蔑，鲁地。鲁国卞县南有故城。”《补注》：“《一统志》：‘姑蔑故城在兖州府泗水县东。’《括地志》：‘县东四十五里。’”

2.杜注简略，《补注》翔实。这条与上条往往相伴而来。如隐二年经“公会戎于潜”，“潜”，杜注：“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潜，鲁地。”《补注》：“《一统志》：‘戎城在曹州府荷泽县西南。’《纪年》：‘历王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犬丘，汉为太丘，在归德府永城县西北三十里。”

3.杜注失误，《补注》驳正之。如隐四年经“取牟娄”，“牟娄”，杜注：“杞邑，城阳诸县东北有牟娄乡。”《补注》驳证曰：“《一统志》：‘牟城在青州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诸城县西南四十里。’《索隐》云：‘春秋时杞已迁东国，故牟娄为杞之别邑。’按杜预以为杞即都淳于，然州公之国尚未亡，杞何由得都？僖十四年杞为淮夷所病，乃迁缘陵则齐之东境。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淳于，无由为淮夷所病，盖杞此时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乃纪之误。”又如哀公二十七年传“二月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补注》驳曰：“《前志》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此注‘西平阳’误。《一统志》南平阳古城今兖州府邹县治。《通志》则云南平阳城在县西三十里。”又隐二年的“莒人入向”中的地名“向”条，《补注》对杜注的错误也进行纠驳。

4.校勘地名用字的不同。桓公三年传文“于讙”，《补注》引《说文》又作“酄”。又如庄公元年经文“郱”地，《补注》引《一统志》作“缾”，又作“骈”。

沈氏擅长考据学，精通小学和博通经史，这些特点在该书考证所征引的材料可以看出来。据统计，仅桓公时期经传地名考证中，沈氏所引用的史料至少有二十四种，如《诗》传、《水经注》《史记索隐》《后汉书》《纪年》《文献通考》《太平御览》《通典》《说文》《寰宇记》《京相璠土地名》以及贾、服旧注等。

沈氏考证精确，引证浩博，汉学家的治学风格显得淋漓尽致，所以该书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学术水平。不过不知是何原因，该书有时对《左传》经传中的杜预出注而沈氏却没有补注，可能是遗漏也未可知。例如：隐元年“祭伯来”中的“祭”，杜注“祭”为“祭国”，《补注》无补充；庄四年经文“祝丘”，杜注为“鲁地”，沈氏也无补注；桓二年经文中“稷”地，杜出注为“宋地”，沈氏也未给予补注；等等。

（六）范士龄的《左传释地》三卷

范士龄，道光朝人，原名人炳，字懿龄，江苏宝应人。卷首有范氏自序一篇，大意是说明该书撰写的缘起和体例等。至于此书的命名之由，范氏说仿《尔雅释地》《春秋释地》以及《四书释地》的注释体例。在该书的序文后又列春秋时地图，某地系古某国，某国系今某地，某地与今某地接壤，皆一一标举，其他山川古迹也间附之，体例比较简明。

今考其地名注疏多借鉴杜注孔疏，将春秋时期的地名改为清代当时地名，让人了解古今地理之变迁。如“祊”，《释地》：“郑祀太山之邑。山东费县治，即古祊城。”又如“中丘”，《释地》云：“鲁邑，山东沂州中丘城。”不过该书注解有时过于简明，如“虎牢”，范氏仅注“属晋”。有的连归属也没有注出，如“柯”仅注为“地名”。另外，有的不是地名，范氏也给予出注。如“黄泉”，杜注“地中之泉”已经不是地名注解，而范氏也不厌其烦地征引阎百诗以及《尔雅》之注加以考辨，实无必要。最后，范氏对《左传》中的有关地名注释也有疏漏。如“曲池”出现于桓公经文十二年“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杜注：“曲池，鲁地，鲁国汶阳县北有曲水亭。”《释地》遗漏不注。又如桓十二年经文地名“武父”，杜注曰：“郑地，陈留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城。”该条《释地》也缺失。另外隐公二年经文“莒人入向”中的古向国，杜出注虽然有误，但范氏的《释地》也遗漏不录等。

总之，该书注释体例简明，列举地名亦往往简单说明古今演变。然而，该书多征引杜注孔疏旧注，且著录多考证少，有时还有疏漏等缺点，所以与江永和沈钦韩的地理研究成就相比，识见和考证水平都相差甚远。

另外，考证《左传》地理方面的内容也大量散见于其他著作中，如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齐召南的《春秋左传注疏考证》、王引之的《左传述闻》、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