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共三十五卷，其中《左传平议》的内容占三卷。作为清代考据学殿军人物，俞樾精通考据学，尤其信崇“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得此三者以治经，则思过半矣”的治学理念[17]。该书的确也是沿着上述所说的治学诀窍来考证《左传》文字的。在纠驳杜注孔疏的同时，也有大量的通过理校加考证的方法辨证《左传》的文字成果，如“义”通“仪”，隐三年“君义臣行”条，俞氏认为，“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为‘谊’”。他又据文义分析说：“君义臣行，言君仪度于上，臣奉行于下也。”这样就否定了杜注的“臣行君之义”的注释了。又如“共”与“洪”通，庄公二十四年“俭德之共也”条，俞樾认为该处的“共”应为“洪”的假借字。他考证曰：“《尔雅·释诂》：‘洪，大也。’德之洪也犹曰德之大也。下文曰：‘侈，恶之大也’。洪与大文异而义同。下文又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纳诸大恶’，犹云有大德也。……洪从共声，故即假共为之。《尚书大传》‘维时供祀六沴’。郑注曰：‘供谓大也。’供亦洪之假字也。”
另外，俞樾不仅考证《左传》文字的通假，纠驳杜注之失，对本朝有关大学者所校勘的成果的失误也敢于否定，表现出严谨而深厚的考据学素养。如昭元年“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其中的“溢”字，宋淳熙本断定为是“益”的误字，但阮元的《校勘记》却否定之。俞樾考证道：“上言滋侈，此言益尤，文义一律。”俞氏考定“尤”字的含义为“甚”，最后他说：“益尤，犹言滋甚耳。当从淳熙本作‘益’为正。”(www.xing528.com)
由于俞樾精通小学，擅长考据，所以该书中的许多考证性结论可以说有理有据的，其对传文文字的考校也是可信的。但由于俞氏的理校成分太多，若是没有大量的史料佐证来支撑其说，有的文字方面的校勘结论还是令人怀疑的。如昭公三十一年传“不为义疚”中的“义”，俞樾认为与“威”通假，虽然其也引用《晋语》等史料来证成其说，但“义”与“威”之古音相差很大，所以该处的校勘结论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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