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于鬯的《香草校春秋左传》

于鬯（1854—1910），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人。他的《香草堂校书》六十卷和《续校书》二十二卷，是一部综合性学术笔记体著作，其中《左传》校勘成果也是《香草堂校书》之一部分。其书体例是不载经文，亦不别加标题，凡有所见，则分条载记，而各为之说。

该书不仅限于校勘和考证词义，纠驳杜注的内容也不少。校勘不受版本制约，与王引之的校勘方法相似，因而具有鲜明的理校特色。

（一）纠杜注之误

在校勘过程中，于鬯也有不少纠正杜注之处。前人纠杜补杜之作可谓多矣，但于鬯纠正杜注的某些见解仍很有说服力。如襄公十四年卫献公携家眷及一些大臣被孙林夫逼迫出逃，“及竟，公使祝宗告亡”，杜氏把“告亡”注解为“告宗庙”。于鬯反驳道：“及竟者、及齐卫之竟也。则使祝宗告者，必是祝宗亦从公行。故即为坛于竟而使之告神也。”于氏还引用归父奔齐之前，在鲁国境内为坛，以及《小戴礼》有关大夫去国之礼也为坛向国而哭云云，证明卫君臣于边境造坛告神为合理的注释。又同年“射两軥而还”，于鬯认为“軥”通“句”，为弯曲之意。意思是说射箭高手子鱼受孙林父派遣追击卫献公，而其师傅公孙丁为献公驾车，不肯背叛师恩的子鱼用了两支弯曲的箭射出。此处于鬯的解释，比杜预箭射中套在马脖子上的器具“车轭卷者”更合理些。要知道，献公的车子在前，马必然在车子前面，受到车子的遮挡，子鱼如何可能从后面把箭射到马脖子上的“车轭卷”上呢？所以，从常理方面说，于鬯的规杜是合理的。

（二）理校加纠正杜注

如对《左传》“是以隐公立而奉之”中的代词“之”的理校与考证。本句是承上“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句。对于句中提到的代词“之”字，究竟是代桓公还是指仲子？于鬯的看法与杜预不同。杜预认为惠公死后，隐公追成父志，立桓公为鲁君，因其年少，故立为太子而率领国人以奉之。而且杜预的注解来自于汉代的郑众和贾逵二位《左传》学家，因而很有影响力，自古少有人质疑。但于鬯却认为该句的含义是“隐公摄立为君而奉仲子为母”的意思。于鬯认为“奉”字的用法，从正名的角度应是下奉上而不是上奉下。“子可以奉母，兄未便曰奉弟也”。于氏征引《史记·鲁世家》言：“登宋女为夫人，以允（桓公之名）为太子。”既然尊升仲子为夫人，且太子已经被确认了，于氏断定桓公在惠公死前早已立为储君了，“亦何烦隐之追立而奉之哉”。于鬯运用推理和引证《史记》史料为据的方法，再加上对“奉”字词义用法的论说，确认杜预《左传集解》中的注释有误，并指出杜预错误的渊源所自，可谓合乎情理与逻辑。

（三）理校错字(www.xing528.com)

桓公元年传文“为周公祊故也”之“祊”为“祀”之误。于鬯怀疑此处错字，是因为上文“郑人请祀周公也”，于氏从语法的角度判断“为周公祊”则句子文意不通。他接着论证曰：“隐八年传云：‘不祀泰山也。’此云‘为周公祀故也’，两文相应。”

（四）理校加考证

《左传》僖公九年“秦晋辅之”条，于鬯认为，并非是“秦晋辅之”，而是“秦齐辅之”之误，代词“之”指的是晋国，岂有晋国自相辅助之理，所以，此处的秦晋辅之中的“晋”应当是“齐”之误字。他补充下文“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证明是齐国辅助晋国。同时他又以《左传》昭公十年经“齐栾施”、定十二年经“齐侯”在《公羊传》中误作“晋”为反证，为其结论提供旁证。又《左传》卷一“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于氏曰：

此“我”字下不言何公，颇不明了……夫唐叔之手，其文为“虞”，成季之手，其文曰“友”，犹曰适成一字之形，孰有接连“为鲁夫人”四字，而可辩识者。

孔氏《正义》，虽以为字非手文，然既云“曰鲁夫人”，则左氏明为手文无疑。因据《史记·鲁世家》“惠公嫡夫人无子，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之说，以证嫡夫人即元妃孟子。贱妾声子生息，即继室声子生隐公；所谓息长娶于宋，即传所云“归于我者”也。鲁史以其事有大难措辞者，故浑其辞，但曰“归于我”。所言有“文在其手”者，盖疑之之辞，或惠公夺息妻而无以自解，乃以符此手文耳。按桓公十六年传云：急子娶于齐，而宣公娶之。昭十九年传云：楚大夫子建为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娶之，则父夺子妻，考之于传，不乏其例。则子氏之论，说亦可通。

于鬯的理校校勘方法和考证的有关文字及训诂，推论虽说颇合情合理，但由于证据不足，往往受到有关学者的责难，认为其有凭空臆测的嫌疑。但这种大胆设想与合理推论，比起固守章句的一般学者，不仅思维开阔，而且能发现常规考据条件下难以发现的问题，因而其治学方法也颇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