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是一位精通小学、经学的官僚学者，为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阮氏一生身居要职，热衷文献整理，奖掖后进。在他的主持下，《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大规模文献整理工程相继完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钱穆认为：“芸台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10]
《左传校勘记》出自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该书并非阮元亲自完成，据阮元为该书所作的序曰：
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驳，思为諟正。钱塘监生严杰熟于经疏，因授以旧日手校本，又庆元间所刻之本，并陈树华考证，及唐石经以下各本，及《释文》各本，精详捃摭，共为校勘记四十二卷。[11]
他所依据的参校本有：唐石经《春秋》三十卷，不全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册，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二卷，淳熙小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南宋相台岳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足利本《春秋经传集解》，宋本《春秋正义》三十六卷，等等。阮元所搜集的珍本和善本之多，一般学者难以企及，这就保证了其校勘成果的质量。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还对有关版本的内容和版式分别作了说明，治学严谨，令人敬佩，如在宋纂图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下，用双行小字说明：“每半页十行，注文双行，每行字数不一。注后附音释。音释后有似句互注重言等条，此宋时坊刻所加。”[12]阮元还非常注重版本的源流与传承，在《左传校勘记》的序言中详细描述了《左传》各种版本的源流和传承史：
后唐诏儒臣田敏等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此亦经传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于孔颖达等依经传杜注为《正义》三十六卷，本自单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庆元间吴兴沈中宾分系诸经注本合刻之。……盖田敏等所镂，淳化元年所颁，皆最为善本而毕集于是，后此附以《释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陈树华即以此本遍考诸书……撰成《春秋内传考证》一书，《考证》所载之同异，虽与《正义》本夐然不同，然亦间有可采者。[13]
今考该书的校勘内容，既有对经文和传文文字的校勘，也有对经传之疏的校勘，有时还有一定的考证，其校勘的手法以对校法为主，罗列各种版本为依据，并有作者的按语判断所校版本文字的正误。此外，作者还借鉴包括清代有关学者的学术成就，也是该书校勘质量很高的原因之一。
1.对经传文字的校勘。如传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出校曰：“宋本‘不’上有‘传’字。又“佗邑唯命”下出校曰：“石经、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又如经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下，出校曰：“《释文》‘孙’作‘逊’，云本亦作‘孙’。段玉裁云此二字妄人互易之。昭廿五年音义可证。古经典无‘逊’字。”该项校勘解决了古今字“孙”与“逊”之间的关系，同时作者指出《释文》中的“逊”为后人所误改。(www.xing528.com)
2.对经传疏文字的校勘。经疏“己巳，日有食之”条，出校：“《释文》‘食’如字。本或作‘蚀’，音同。案《诗》‘日有食之’。《汉书·刘向传》引作‘日有蚀之’。是‘食’与‘蚀’通。”又如桓公疏“知非仲尼非意也”，出校曰：“宋本、监本、毛本下‘非’作‘新’。正德本、闽本作‘本’，是也。”校经传及其疏文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衍、脱、讹、误等情况，有时很难作出评判，作者在出校时也只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不作出正误判断。如桓六年传“齐使乞师于郑”下，校曰：“石经、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图本，‘齐’下有‘侯’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后人记云异本作‘齐侯使’。”
3.校勘与考证兼用。这种考证性校勘也可以认为是理校手法，出校的结果更是令人信服。如隐三年传疏“麦禾皆未熟”下，出校曰：
宋本“熟”作“孰”，疏同。陈树华引《博雅音》云：“宪案《说文解字》从‘丮
’，即孰字也，与孰谁之孰无异。唯《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14]
下面的一个例子也应属于理校性质。隐四年经“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条，疏：
毛本“戊申”误“庚戌”，《释文》“弑”本又作“杀”，同音“试”。陈树华云：弑、杀二字经传互出。凡《释文》作杀分注中无，本又作弑之文，而石经及诸刻本并作弑。各本注同，独与《释文》异者，要是传本不同，陆氏未载及一作某字耳。举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旧，但为标出，不更改从《释文》。凡“适、嫡”，“禦、御”等字仿此。段玉裁曰：凡叙其事曰杀，正其罪名曰弑。弑者，圣人正名定罪之书法，而三传纪事多用杀字，后人转写经传多致淆乱，宜以此义求之。[15]
总之，阮元《左传校勘记》在借鉴前人尤其是乾嘉学派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加上众多的版本作为校勘材料，并熟练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和考据手法，所以其结果信而有征，可谓《左传》经传校勘方面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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