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孙（1764—1843），字既汸，浙江嘉兴人，曾师从于卢文弨、钱大昕等人，经学功力精深，撰有《七经异文释》，而《春秋左传异文释》是《春秋三传异文释》之第十卷。是书不仅搜求经传异文，而且考证也颇有功力。经文的异文主要以三传经文为依据，《左传》的异文则搜罗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李氏还善于借鉴清朝学者的小学成就，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邵晋涵的《尔雅音义》等。
李富孙利用小学知识，对其他古籍称引《左传》文字所造成的异文现象加以辨析考证，虽然目的是校勘文字异同，实际上离不开考据学知识，他曾总结其校勘的科学方法，说：“就研穷之余，见经史传注诸子百氏所引，以及汉唐宋石经、宋元椠本，校其异同，或字有古今，或音近通假，或沿袭乖舛，悉据古谊而疏证之，而前儒之论说，并为搜辑，使正其讹谬，辨其得失，折中以求一是。”[9]如隐公三年传文引《诗经·商颂》“百禄是何”，《释文》作“何”，云：“本又作‘荷’。”《唐石经》也作“何”，李富孙对这两个异文进行考辨云：“按《诗》本作‘何’，古以‘荷’为苛察字，负荷作何。《说文》：‘何，儋也。’徐铉曰：‘儋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今俗别作担荷，非是。’”有的异文是古今字不同造成的，如桓公二年传“其弟以千亩之战生”，《汉书·五行志》引作“千畮”，李氏曰：“按《说文》畮或作亩，《周礼》多作畮，班书亦从古字。”有时李氏用“音转”关系来考证辨别文字异文之间的关系。如桓二年传“命之曰仇”，《汉书·五行志》引作“名之曰仇”，李氏把“名”“命”二字不同定为“音转义同”关系造成的，因为《说文》也曰：“命，名也。”(www.xing528.com)
李氏之书虽是校勘《左传》异文，实际上离不开缜密的考证和训诂的功夫。从该书的内容来看，训诂和考证的内容远远大于校勘文字的内容，所以该书不仅有利于后人了解有关《左传》在古代传承过程中的异文现象及其原因，也可以从乾嘉学派的缜密校勘与考证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中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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