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就研究分析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江苏高邮人，与其父王念孙都是乾嘉学派最著名的小学大师，被学界习称“高邮二王”。王氏父子都善于用小学知识从事校勘、训诂和整理古书，《经义述闻》就是王引之父子二人合作的结晶，代表了清代汉学派治学的最高水平。王引之在校勘方面，善于搜求异文，擅长考证，推理精密，往往在没有其他版本为佐证的情况下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左传》学方面，《左传述闻》是《经义述闻》的一部分，校勘与考证的内容共二百一十六条，所记录的是王氏父子二人共同的学术结晶。所谓“述闻”就是记录王念孙的意见，并加按语“家大人”以示区别，体现出严谨求实的治学作风。该书为清代《左传》文字的校勘与考证方面最有分量的著作之一。

《述闻》中王氏父子通过校勘与考证要解决的问题分为多个方面，往往是一个字的字形辨证或读音辨析，或文字的衍、脱、讹、误以及错简等问题的校勘，当然也有对前人的旧注之失所作的纠驳。

1.校勘文字错误。如校勘“遗民”条云：

（襄公）二十九年《传》“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家大人曰：“遗民”本作“遗风”，此涉下文“犹有先王之遗民”而误。按杜注云：“晋本唐国，故有尧之遗风。”则传文之作遗风甚明，而今本《正义》云“作歌之民与唐世民同”，显与杜注不合，此后人以已误之传文改之也。《唐风·蟋蟀》正义云：“有唐尧之遗风，故名之曰唐。故季札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彼疏所引正作“遗风”。故知此疏为后人所改也。《汉书·地理志》作“遗民”，亦后人依误本改之。《史记·吴世家》正作“遗风”。又《蟋蟀》序云：“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义即本于《左传》“遗风”二字，与《史记》、杜注及《诗》正义所引皆合。自唐石经始作“遗民”，而各本皆沿其误。

王氏父子不仅用理校证明“遗民”是“遗风”之误，而且用考据方法，征引《史记》《诗·唐风·蟋蟀》正义等材料证明其说，并且指出《左传正义》的错误是后人误改字造成的，还进一步说明《汉书·地理志》所引“遗民”也是沿误本之误所致。又“戚忧以重我”条中的“重”，王氏依据文意认为“重”字当为“动”才文从字顺。作者根据《释文》对《左传》的“重”字都不注音的通例，最后判断“以是知其为‘动’也，唐石经始误为‘重’”。

2.校脱字。卷十七的“丁未朝于武宫”条，引之依据《晋语》《左传》其他内证以及推理，用考证加理校之法断定在“丁未下当有‘入于绛’三字”。著者认为武宫在绛，“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绛，则似以武宫为曲沃之庙矣。且即位必于国中，岂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绛者乎？《晋语》载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绛，即位于武宫’。”最后，引之同时指出了韦昭之注武宫在曲沃的错误之由。

3.校错简。在卷十七王引之依据句子文脉推断，“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提，对曰：“昔赵衰以壶飨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引之谨案“晋侯以下二十八字，当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才从文脉上通顺。(www.xing528.com)

4.校衍文。如僖公二十八年《传》“曰称舍于墓”条：

二十八年传，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正义》曰：“此谋字或作诵，涉下文而误耳。”谓涉下文舆人之诵曰而误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郑注《射义》曰：称犹言也。舆人之谋言舍于墓也，称上不当复有曰字。《唐石经》已误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览·兵部四十五》引此皆无曰字。

5.文法的考校。另外，王氏父子在校勘中，对《左传》杜注语法方面的失误也加以纠正，如“昔赵衰以壶飨从径馁而弗食”条，王氏出校曰：

杜读至“径”字句绝，云：“径犹行也。”《释文》：“径，古定反。”一读“以壶飨从”绝句，读“径”为“经”连下句，乖于杜意。《正义》曰：“杜以传文为径，故释为行，上读为意。刘炫改‘径’为‘经’，谓经历饥馁下属为句。辄改其字以规杜氏，非也。”武进臧氏用中《拜经日记》曰：“案顾氏《隶辨》、徐氏《纪产碑》‘雝直径菅’，径菅即经管也。”《史记·高祖本纪》“夜径泽中”。索隐曰：“‘径’旧音‘经’。”《楚辞·招魂》“经堂入奥”。“经”一作“径”，盖古通用。当从刘光伯读作“经”，下属为句。家大人曰：“臧说是也。《史记·甘茂传》‘今之燕必经赵’，《秦策》‘经’作‘径’。《大宛传》‘经匈奴’。《索隐》本‘经’作‘径’。是古字多以径为经也。《韩子·外储说左》篇以此为箕郑事，云‘箕郑挈壶餐而从’，亦以从字绝句。下云‘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终言寝饿而不敢食，则为时已久矣。”故传约言之曰：“经馁而弗食”。

像这样令人信服的通过考证而形成校勘结论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取人于萑苻之泽”，是“聚人于萑苻之泽”之误；隐公五年“鸟兽之肉不登于俎”中的“之”当作“其”字；等等。王氏父子的校勘方法代表了乾嘉学派共同的治学特点，踵其足迹向前的学者终其朝代者也不乏其人，并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对于该书所表现的考据学术水平，阮元评价曰：“……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