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康（1798—1837），字君谟，原名廷楷，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五年举人。该书二卷，有《岭南遗书》本，侯康以《左传》经文与《公》《谷》经文校勘，并征引诸经传注以及《史记》《释文》等书，辨析字音通假，于文字的变体、或体、形近考证详密。
是书卷首有侯康的序文，说《春秋》版本本来只有一种，因三家流传不同而产生异文。侯氏认为《谷梁》出世较晚，其错误尚寡，而《公羊传》错字最多，原因是“口授愈久则愈离，不期然而然者也”[7]。
侯氏精于考据学，推理周密，征引的史料丰富，立足《左传》经文，对其他二传的异文多从文字通假的角度破解异文产生的原因，既有考证，又有理校性的推论，因而其校勘所得出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和学术价值的。如隐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的“蔑”字，《公》《谷》为“眜”。对于上述异文现象，侯氏考证道：
据《左》注“蔑”即“姑蔑”，不称“姑”者，惠氏《补注》云，隐公名息姑，当时史官为之讳，然则作蔑为合。眜则同音字，故文七年晋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眜。又《说文》目部：“眜，目不明也。”苜部：“蔑，劳目无精也。”非独音同，义亦本通矣。
侯氏通过古音通假、《说文》词义、经文内证以及借鉴惠栋研究成果等，证明《左传》经文“蔑”为正字的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www.xing528.com)
侯氏生逢考据学成熟的乾嘉时代后期，精于文字、音韵及考据学方法，考证水平要高出清初的毛奇龄、沈淑等人。如庄公二十年“冬齐人伐戎”，“戎”字《谷梁》作“我”字，毛氏在其《简书刊误》中说“不可考”。对此，侯氏肯定地下结论说：
按此固有可考也。齐鲁自盟柯、盟幽后即修和好，……故二十二年遂及齐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齐纳币观社，和好如初。而是时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齐桓亦有此役，为献戎捷，先声其非伐我审矣。又汪氏克宽云：“经书伐我，十有九皆书四鄙，惟哀八年吴兵至城下，十一年齐师伐我战于郊，两书伐我。此言齐人则将卑师少，安能深入乎？”其言犹得属辞比事之法，当从古经作伐戎无疑。
从侯氏的治学方法可见汉学派治学的一贯特征，就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和广征博引。从该书的校勘方法来看，侯氏和赵坦具有相似的治学特征。除了上述几位学者的校勘成果外，见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著录的其他校勘《春秋》经文的学者及其著作还有王言的《春秋经文异同略》和彭孚甲的《三传异文录》等，从书名推断应当也是校勘经文异同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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