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骏声是乾嘉时代著名的小学家，精通古音学和《说文》学，有较高考据水平，该书仅一卷，是专门校勘和考证《左传》与《公》《谷》二家经文文字差异的专著。本书校勘体例是，先列出《左传》经文，其后列举出与《左传》经文相差别的其他二家异文，并对造成异文现象的原因进行考证，最后给出校勘性结论。朱氏精通小学，尤其是精通古音学和文字学，加之擅长考据，所以对经文异文的校勘结论多建立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有很强的可信性。今考朱氏之书的校勘内容主要有利用文字通假来说明三家异文现象，其次是因文字字形相似等原因所导致的文字传抄错误等。
1.古音通假类。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其他二家皆为“公观鱼于棠”。朱氏认为，“矢之为言陈也。矢即陈字。双声通借，陈鱼而观，文异而谊同。”又如昭十年“季孙意如”，《公羊》“意”作“隐”。朱氏认为“此双声字一音之转。《礼记·少仪》‘隐情以虞。’郑注：‘隐，意也。’”另一个朱氏利用古音知识校勘文字差异的例子更加典型。僖公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娄”，《公羊》把“訾娄”作“丛”。朱氏考证道：“‘丛’古亦读如‘聚’，而‘聚’为‘訾娄’之合音也。訾娄当在山东兖州府济宁州界。”
2.文字形体相近而异者。如“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孙于齐”，《谷梁》作“乙亥”。朱氏依据该月有干支“戊子”，从而得出校勘结论说“九月无乙亥，《谷梁》误也”。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又如定公四年“杞伯成”，《公羊》为“戊”，而《释文》作“戌”。面对二家均不同于《左传》，朱氏考证道：“此杞悼公也。杞君无以干支命名者，《公羊》误字耳。”另外，还有因古代帝王避讳现象而造成的异文，朱氏也能给出可信的结论。如哀三年“城启阳”，《公羊》为“开”字，朱氏指出《公羊》因写定于西汉，所以把“启”写成“开”，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讳。(www.xing528.com)
朱氏虽然考据严谨，但有的校勘结论却显得很简单。如僖公九年“杀其君之子奚齐”，朱氏只是认定《公羊》作“弑”正确，但并没有任何考证，这点倒不如段玉裁对“杀”“弑”二字翔实的考证和校勘所得出的结论严谨可信。另外，朱氏另一个校勘结论更难以让人信服，就是隐三年“君氏卒”。《左传》认为是隐公母亲声子，《公》《谷》二家经文“君”为“尹”，并认为是周朝大夫。朱氏则排除三家解释，自出胸臆，称此处《左传》文字错误，认为此处的“尹氏”为曾经救过鲁隐公的郑国“郑大夫而居鲁者，有德于公，故临其丧而书卒”。这种说法可谓是大胆推测，自然也很难让人信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