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字枚叔，一作梅叔，名炳麟，浙江余姚人，章氏因仰慕顾炎武的为人而改名为“绛”，“太炎”是其号。章氏是晚清著名考据学殿军人物俞樾的入室弟子，小学和经学功底深厚扎实，长于考据之学，年轻时走的是一条古文学家治学的路子，所以，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今文经学大不以为然。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势日危，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风靡一时，章太炎也曾对其支持助威，但反对康有为神化孔子和自为教主而与今文学派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关系破裂。后来维新变法失败，章氏也逃亡海外并成为激进的反对满清王朝统治的革命人士。
章太炎的《左传》学研究的早期成果集中体现在《春秋左传读》（共九卷），以札记的形式对《左传》有关内容的考证有九百余条。章氏运用乾嘉学派考据学传统，着重针对《左传》中的古字古词、名物制度等训诂考证，也不乏对杜注的纠驳以及对义理的阐发，也有部分内容如隐公元年的“摄也”条等，属于驳斥晚清今文学派刘逢禄对《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考证性札记。正如他在给谭献书信中所云，该书撰写目的之一就是“欲使庄（存与）、孔（广森）解戈，刘（逢禄）、宋（翔凤）弢镟”[32]。其反对《公羊》学派刘逢禄关于《左传》刘歆伪作说的观点，则体现在《春秋左传读叙录》中，该书原名为《后证砭》，明确说出是为反驳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卷二的《后证》所作，“论证《左氏春秋》‘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1907年发表于《国粹学报》”[33]。
章氏反驳刘逢禄的论述，以搜集先秦与西汉古籍中引用《左传》内容为旁证，加上主观“合理”的推理性论证展开。其立论的根据之一是《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之“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而《严氏春秋》属于《公羊》学派，所以左丘明为《春秋》作传，早在西汉就得到有关今文经学家的承认。
从章氏反驳《左传》伪作说的内容来看，其中较有价值的意见如下：
（一）外证方面。1.《韩诗外传》载荀子《谢春申君书》中引用《左传》中楚王之子围，趁其有病，用冠缨绞王自立；齐崔杼因齐庄公私通其妾棠姜而杀之之事，这些记载于《春秋之志》中，说明《左传》在先秦已有《春秋》之名，和《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非同类著作。2.章氏论证《史记》司马迁采用《左传》材料，说：
《吴太伯世家》赞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本《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为说。若如《吕氏》书，得称《春秋》古文否？使称《汉书》曰“书古文”，称“古诗十九首”曰“诗古文”，其可乎？(www.xing528.com)
除非像康氏之流那样，无视先秦史料或者硬把其说成是刘歆窜伪材料，章氏的上述外证材料对反驳刘歆伪作说还是有很有分量的。3.至于《刘歆传》中提到刘歆曾“略从咸及翟方进受，质问大义”的记录，刘逢禄以“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为助耳”的论点，而章氏反驳道：
夫子骏果以《左氏》谄莽邪，则翟义讨莽败后，莽下诏曰：“义父故丞相方进险诐阴贼”，又发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而子骏乃假以为重，何与谄莽之意相反乎？若只在汉时欲藉翟公名位以相诳耀，则《移让博士书》中何以不举方进也？[34]
章氏断言说刘歆在汉时未假方进以为助，莽时又不能借以为助，最后驳斥刘逢禄“辄以意见诬之，其读书而未论世”，因此其借重翟方进的说法不攻自破。4.自北平献书，恭王破壁，以至子骏，百有余年，墨漆新故，势有不符。
（二）内证方面。1.“处者为刘氏”是媚汉之辞，若刘歆附新亡汉，不当附益若此。2.所谓君子之论之乖异，他认为“孔子之意本待《传》见，未尝自言，何以知其乖异？”“将乖异于《公羊》也？”3.针对凡例为刘歆伪作说，章太炎认为《左传》之凡例始由刘歆发挥，并非其首创。他提到杜预《释例》仍载有刘歆说经的数十条大义，可能是刘歆的发明，也可能是仿照《公羊》传例而成。章氏反问道：“若传例为子骏所造，何不并此数十条入之传文，顾留此以遗后人指摘乎？”
由于时代考据水平以及材料的局限，章氏对《左传》伪作说的反驳，只有外证方面是建立在确凿史料的基础上而令人信服，其内证多属于推测性的论证，很难对今文学派造成致命性的打击。另外，章太炎与康有为分裂后，于1897年欲撰写《〈新学伪经考〉驳议》，以驳斥康有为的《左传》刘歆伪作说，后因孙诒让的劝阻而放弃。据说孙诒让也不赞同康有为的“新孔学”，但同情和支持其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劝章太炎不要正面攻击其《新学伪经考》，章太炎接受了孙的劝告，“显然也正是想到了不应当以学术上的纷争削弱共同致力的政治运动”[35]。清末另一位反驳《左传》伪作说的重要人物刘师培在前人及章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其家学考据传统，提出了更加有力的证据和论证，对《左传》伪作说给予了更有力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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