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反对康有为的意见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光绪年间进士，理学家。朱氏虽然与康有为有交往，但反对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和种种新说，对《左传》刘歆伪作说坚决反对，将康氏的秦朝焚书《六经》未亡说、刘歆窜乱《史记》、遍伪群经以及割裂《国语》等论点视为奇谈怪论。他针对康氏利用《史记》中《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文中无有献古文经事，断定《左氏》后出伪作的论点，认为当时《史记》没有记载该事，是由于儒术未兴，司马氏记事疏阔等原因所造成。对于刘歆窜伪《史记》《汉书》之说，他反驳道：

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丘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

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当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26]

朱氏对康氏用《史记》与《汉书》相比较，作为刘歆窜乱《史记》、伪作《汉书》论证的根据，证明刘歆伪作《左传》等古文经典的做法，很是不满，驳斥道：“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殊无确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27]

朱氏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方法，抓住康有为既用《史记》作证据，又说《史记》已经被刘歆窜伪的矛盾观点反驳其窜伪之说，还是很有反驳力的。对于康有为所谓刘歆割裂《国语》改编成《春秋左氏传》的论点，朱氏也甚为不满，说：

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且《国语》见采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而谓歆之谲为之乎？《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28]

朱氏针对康有为把《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左传》在西汉的传承授受关系，说成是刘歆为了抬高古文经《左传》的地位而编造的说法，也给予反驳，他说：(www.xing528.com)

（《左氏》）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群诵习其私书耶？^[29]

针对康有为鼓吹孔子《六经》为变法而作以及古文兴而导致天下混乱之新说，朱氏亦委婉地表示反对，他说：

夫学术在平淡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淡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淡，导之者复不以平淡而以新奇，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古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率由于此。^[30]

朱氏为保守派，反对疑古变法维新，反对康有为的所谓孔子改制变法之论，为理所当然的事。另外，朱氏对待所谓伪经的态度似乎也很宽容，认为人们主要是学习其中的大义。他说：“今学、古学行之岁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传》，若《古文尚书》，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卒莫能废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经大法，籍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礼失求诸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31]

朱一新虽然出于保守的理学门派，反对维新变法，但对康氏之《左传》的种种伪作之论点，也能抓住其论证过程中的薄弱环节一一攻驳，虽说其反驳考证少而主观推理多，但总体上还是有理有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