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述略。廖平（1852—1932），字季平，号六译老人，四川井研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授龙安府教授等职。廖平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一生著述等身，共计一百一十八种，其中经学成果居多数。廖平一生的经学思想随着时代政治等环境的影响而不断调整变化，共达六次之多，廖氏对自己经学思想的多次转变似乎颇感自豪，自我封号“六译老人”。
廖平早年受知于张之洞，求学于张之洞所创办的尊经书院，在训诂、音韵和经学等方面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朴学功底，后来因受到了今文学派的山长王闿运的影响，“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20]，由古文经学转向了今文经学。虽然廖氏以后的学术思想屡有变化，但基本上没有跳出今文学派的圈子。
所谓“经学六变”，是指廖平一生对经学观点的六次变化或者修正。“六变”的次序是：一变从东汉郑玄时期“混同今古”变成“平分今古”。这一时期，廖平认为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都源于孔子，只是两派所宗的礼制不同。古文学派宗《周礼》，今文学派宗《王制》，宗周是孔子壮年的思想，晚年的孔子则“改周从殷”，以殷礼为主，兼采三代之制。所以，廖平认为古、今学派为同源异流，二者应不分轻重优劣，相互补充，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今古学考》。廖平把传统的以文字不同为划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依据，变成以制度为划分依据，的确有调和古今文经学的好处，这也算是廖氏经学理论的一个新发明。二变是由“平分今古”变为“尊今抑古”。1887年至1897年的十年间，廖平由于受到刘逢禄、魏源以及邵懿辰等人关于《周礼》为刘歆伪造的观点所影响，也追随其说，作《辟刘篇》和《知圣篇》，为古学刘歆伪作说张目。他认为《周礼》是刘歆依据《佚礼》删改而成，而且《史记》有刘歆的伪窜，《汉书》的《艺文志》《经典释文》《刘歆传》等书中有关古文传承的记录都是伪造，不可相信，基于这种思想变化，自然要“尊今抑古”了。虽然廖氏认为《周礼》《古文尚书》《毛诗》是刘歆伪作，但没有否认《左传》为先秦的作品。其二变的尊今抑古和孔子改制等学说与变法思想相呼应，对康有为的影响也不小，学术界大都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分别袭自廖平二变时期的著作，即《辟刘篇》和《知圣篇》。第三变是廖平的自我修正，由二变向三变的修正是廖氏在其师张之洞的压力下进行的。廖平把《王制》修正成小统，所辖区域为“方三千里”治理中国，而《周礼》为“方三万里”则治理世界，其主要思想与学说体现在《地球新义》中。这样的修正不仅宣扬了古文经典的神奇法力和功效，又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所以，后来维新变法失败，廖氏也没有受到牵连。之后的三变与经学无关，第四变讲天学人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则借鉴《黄帝内经》有关理论，“以五运六气解《诗》《易》”，古怪离奇，坠入虚无缥缈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中。
2.廖平对《左传》伪作说的批驳。
廖平对《左传》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其“一变”的“平分今古”阶段，其刊于1886年的《春秋左传古义凡例》中，他说：
二传今学，《左传》古学；二传经学，《左传》史学；二传质家，《左传》文家；二传受业，《左传》不受业；二传主孔子，《左传》主周公；二传主《王制》，《左传》主《周礼》；二传主纬候，《左传》主史册；二传鲁、齐人，《左传》燕、赵人。学虽异端，未可偏废。[21]
这是廖平在今文主《王制》，古文主《周礼》的理论下提出的观点，目的是调和古今经学的矛盾。他认为《左传》与《公》《谷》二家同源异流，同出于先秦，《公羊》《谷梁》二家为孔子嫡派，主《王制》，而《左传》为遥宗孔子的别派，所以《传》《经》都不同于今文经学，由博雅君子左丘明等以所闻见为材料解释《春秋》，这一点与刘逢禄及其弟子以及康有为等不同。廖平不否认《左传》解经，也不否认其为先秦作品，至于《左传》的成书，他认为是有人取《国语》编纂而成。而《左传》为何在西汉不显的缘由，廖平说：
《左传》出于今学方盛之时，故虽有简编，无人诵习，仅存秘府而已。至于哀、平之间，今学已盛而将微，古学方兴而未艾。刘子骏目见此编，遂据以为今学之敌，倡言求立。至于东汉，遂古盛而今微，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22]
虽然其经学思想多变，但始终不同意刘逢禄等人所谓的《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观点，他论证《左传》成书的过程说：(www.xing528.com)
汉初诸儒所称《左氏春秋》，指今之《国语》，非《左传》也。司马氏论《国语》云：左氏恐弟子各安其意，失其实，因取孔子所据史册，论次其言，为《左氏春秋》云云。是书记事，不解经，本为今学而作。今以《国语》说今学，不见其背。《左传》则《左氏春秋》之弟子久习师传，素闻史法，先入为主，各是所长，怪今学弟子弃实崇虚，近于舞文乱法，而义例繁多，鲜能划一；又参用四代，非从周之义。乃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采《国语》之实事，据《周官》之礼制，其曰“左氏传”者，谓传左氏学耳。正如《公羊》、《谷梁》，以先师氏其学，非谓丘明所撰也。[23]
廖平不认为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当然也就否认了其为孔子弟子的古文学派的一贯观点。他认为《左传》是为解经而作，绝不是刘歆所伪作，他说：
或谓传不解经者，此门外言也。《国语》则诚不解经矣，传则全依据经文而作。毋论义例、礼制解经，即议论、空言亦解经。……刘申绶《左传考证》以传释经为刘氏所加，备列考证。案，其说非也。无论其他，刘说恒不得传意，何能补传？《左传》盖成于战国之时，汉初未显耳，刘氏读之，不能尽解，何能作之？《汉书》及《别录》所言《左传》传受，则又古学家争立之伪说，《左传》无处不解经，岂特“书曰”数字？申绶之言未审矣。[24]
另外，廖平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一文中，认定早于刘歆的《史记》曾多次引用《左传》之文，也是断定《左传》刘歆伪作说的反证。他说：
近儒据《史记》称《左传》为《国语》，《汉书》言歆引传解经，博士以左氏不传《春秋》，诋《左传》解经出于刘氏。刘氏甚尊传，《五行志》引刘氏、左氏说，与杜氏所引者数十条，传皆无其语，而解经明文，《史记》已多。传本成于先秦，汉师始于司马。范升、王充争辩左氏，皆以《史记》为说是也。盖汉儒习传不习说，传、说藏在秘府，唯史公见之，后刘氏校书，乃得大显。今以传本成于先秦，司马氏为始师。[25]
在《今古学考》中，廖平列举了数条反驳刘歆伪作《左传》的观点，也还是很有见地的。这几条理由大致是：一是汉人没有才人能作出如此“体大思精，鸿篇巨帙”的著作；二是刘歆虽是个好古之儒，但对《左传》的某些思想“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三是假如该书是刘子骏花大力气所作，如此巨著竟然没有传授与人，而是藏于秘府，又是一孤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四是《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第五条完全是廖平推论，他认为假如《左传》为刘子骏伪作，理应当“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
廖平虽说属于今文学派的一员，但治学不像西汉博士那样具有党同伐异的强烈门户观念，而是本着考证事实真伪来评判是非的治学精神，虽然其《左传》学的某些观点未免主观，但其论证《左传》成书于先秦以及反驳刘歆伪作说的论证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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