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左传》学成果研究

刘逢禄（1774—1829），字申受，一字申甫，号思误居士，嘉庆十九年进士，礼部任职。刘氏为江苏常州人，系清代《公羊》学派的奠基人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从小颖异，备受庄氏父子的青睐，并寄予厚望。十岁时，刘氏伴随其母省亲，作为大官僚学者的庄存与就有“此外孙必能传吾学”慨叹^[2]；十九岁跟从其舅父庄述祖学习，对《公羊》学所表现出的颖悟和进步，使本来治《公羊》学的庄述祖主动让给了刘逢禄研究，曾经欣慰地发出“吾诸甥中，若刘甥可师，若宋生可友也”的感慨。刘逢禄的《春秋》观可谓门户观念极强，这点由其《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就可见一斑，如《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箴膏肓评》《谷梁废疾申何》和《左氏春秋考证》等。

刘逢禄的《春秋》观表现在反驳钱大昕《春秋》为史书，直书其事，善恶自见以及《公羊》不如《左传》等看法上。他说：

《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以为待贬绝不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累见之义，如第以事求《春秋》，则尚不足为《左氏》之目录，何谓游夏之莫赞也；如第执一例以绳《春秋》，则且不如画一之良史，何必非断烂之朝报也。^[3]

刘逢禄的门户观念像西汉的今文学派一样，对古文经典采取了深据固闭的态度，这一点与庄存与和孔广森不同，特别是孔广森，虽治《公羊传》，却不守家法，今古文兼采，所以孔广森不能算作纯正的清代今文经学者。从学术观点和门户观念上看，刘逢禄才是真正的今文学派在清朝的奠基人。他的《左氏春秋考证》也是清代今文学家向古文学派挑战的第一部质疑发难之作，对清代《春秋》学的显学《左传》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自西汉末刘歆请立学官，引起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关于《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以来，虽说在东汉古文学派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对《左传》作者的问题、《左传》成书的时间以及《左传》是否解经的争论一直不绝如缕。如晋代王接曾认为：“《左传》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之书，不主为经发。”^[4]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左传》直接列为史书之一，陈商则更直截了当地认为左丘明属于太史氏司马迁、班固之流，而《春秋》则与《诗》《书》《易》等列。北宋的刘安世也认为《左传》不应当与《春秋》合而为一。至于《左传》的作者，自唐代的赵匡、陆淳等怀疑左丘明不是与夫子同时代人，宋代的程颐、朱熹、叶梦得以及吕祖谦等也认为《左传》为战国时代人所作，左丘明不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不过这些印象式的议论都没有坚实的证据，学界也几乎没有几个人肯附和之，因此不足以动摇古文经学派的《左传》观。

刘逢禄继承了《左传》与《春秋》以及其作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的观点，运用从考据学派那里学来的考证本领，撰写了《左氏春秋考证》两卷。该书上卷是对《传》文的考证，试图证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下卷则是对有关典籍中《左传》记载的考证。

刘氏考证《左传》为刘歆所伪作，主要着眼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左传》书名的由来问题，他根据《史记》提到《左氏春秋》而不言《左氏传》，推断该书不是《春秋》传，在刘歆改造之前称为《左氏春秋》，他说：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5]

他不否认这个左氏是左丘明的可能性，但绝不会是《论语》中被孔子所赞扬的那位左丘明。针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左丘明与《左传》成书经过，刘逢禄据此论证道：“夫子之经，书于竹帛，微言大义，不可以书见，则游、夏之徒传之。丘明盖生鲁悼之后，徒见夫子之经及史记、晋乘之类，而未闻口受微指，当时口说多异，因具论其事实，不具者阙之。曰鲁君子，则非弟子也；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在论证左丘明不是孔子亲传弟子时，刘氏依据《左传》内证，说：

《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https://www.xing528.com)

至于《左氏春秋》的成书，刘氏只是根据《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书名，认为左丘明既然出生后于夫子，既不能见到列国宝书，又不能亲闻微言大义，左氏只好把某些载籍，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编写在一起，材料不足，难以依附夫子之经，因而才造成不少的有经无传的现象。这样，刘氏就彻底否定了被古文学派一直宣扬的《左传》是孔子弟子左丘明所作的说法。关于《左氏春秋》如何在汉代变成了《左氏传》的，刘氏如亲眼所见地论证道：

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改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6]

凡是书中的“君子曰”以及解经之语，刘氏认为都是刘歆的窜伪，哀公十四年后的续经也是刘歆伪作。至于《左传》中的许多书例，也是刘歆伪造，其目的是仿照《公羊传》伪造出许多的书法以抬高自身身价。经过刘逢禄的考证，刘歆的作伪之处可谓俯拾皆是。如《左传》惠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证》曰：“凡‘书曰’之文，皆歆所增益，或歆以前已有之，则亦徒乱《左氏》文采。”又如“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证》曰：“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之云，多出后人附益，朱子亦尝辨之。”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证》曰：“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刘逢禄认为《左氏》的解释违背了《公羊》学家所宣扬的最重要的《春秋》大义之一，三科九旨中的“亲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孔子改制之说，显然是批判《左传》的作者不理解孔子的大义。当然，刘氏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公羊》学派所阐发的相关义理上的，若是《春秋》经文本身没有这方面的大义，或者今文学家所发明的大义不正确，那么刘氏指责的《左氏》解释语“未王命，故不书爵”等议论，也就失去了根据。

除了对《左传》本身内容的考证，证明《左传》为刘歆的伪作之外，刘逢禄还对《史记》《汉书》等有关《左传》在西汉的传授关系也进行考证，认为这些都是刘歆的窜乱。按《汉书·儒林传》曾经记述《左传》在西汉的传授源流曰：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汤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对这段《左传》在西汉的传授源流，刘逢禄征引各种包括个人传记在内的史料一一攻驳，逐条论证其刘歆伪作的论点。他考证《汉书·张苍传》后，断定“不闻其修《左氏传》也，盖歆以汉初博极群书者，惟张丞相，而律术及谱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7]。刘氏又考《贾谊传》，“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且贾谊著述甚多，“皆与《左氏》不合”，只有个别地方偶然“似采《左氏》”，“盖歆见其偶有引用，即诬以为‘为《左氏》训诂授赵人贯公’”，并且贯公亦非贾谊弟子。又考《张敞传》，张虽然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但其所用皆是《公羊》之义。刘逢禄接着又考证《萧望之传》，望之所引用的也都是《公羊》之义，“未闻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张禹，亦歆附会。”最后刘逢禄下结论说：“此数公者，于《春秋》《国语》未尝不肆业及之，特不以为‘孔子《春秋》传’耳。歆不托之名臣大儒，则其书不尊不信也。”^[8]

总之，刘逢禄继承了西汉今文学派强烈的门户观念，思想已经被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所左右，入主出奴、先入为主地认定《左氏传》为刘歆伪作。虽然也用考证方法，但很多证据并不牢固，是建立在猜测或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如《左传》有很多有传无经的现象，《左氏》往往用“不告则不书”解释，这也是《左氏传》的一个凡例，如隐公元年《左传》有“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刘逢禄认为这些无经之传都是刘歆增饰之辞，目的之一是表明左氏亲眼目睹过《不修春秋》，成书早于《公羊》。刘逢禄根据《公羊》的书法凡例，凡是动用民力修筑城邑，《春秋》都要记录，更何况是无君命而擅自修城邑，为何《春秋》经不变文以讥之呢？站在今文学家的角度来看，刘氏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公羊传》的凡是动用民力《春秋》都要记录，该论点并不成立。《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鲁国哪年不动用民力？《春秋》为何有时数年有不用民力的记录？如桓公在位十八年仅有两次筑城的记录，从实际情况来看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逻辑上看，《公羊传》的凡例本身怕也是站不住脚的。

《左氏春秋考证》一经刊行立即震动学界，成为清代晚期今文经学复兴的催化剂，刘逢禄的弟子门人龚自珍、魏源阐发和弘扬师说不遗余力。其中龚自珍也作《左氏决疣》，发扬师说，进一步申明《左传》为刘歆伪作说，而且随着清朝内忧外患的加剧，龚、魏二人经世和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其研究今文经学的政治目的也日趋明显。与刘逢禄同时的凌曙，起初治古文经学，后“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公羊春秋》而好之”，掉头倒戈转向了今文经学。其学生陈立精于小学考据，也曾经以师礼向刘文淇求学，后却致力于《公羊》学的研究，作成了一部清代最有分量的《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晚清时期的今文学家皮锡瑞也对刘逢禄的《考证》推崇备至，认为《左传》不解经“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恍然无疑”^[9]。不过上述几位今文学派的代表，其研究《公羊》学和排击《左传》学的目的大多还停留在学术领域，通经致用的意识除了龚自珍和魏源外，多数学者还很淡薄，更谈不上利用《公羊》学理论阐发现实社会的变法改革了。但到了晚清，康有为继承了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等人的今文学说，并推陈出新，假借孔子的《春秋》大义宣传变法改制的维新思想，而且康有为把刘逢禄的《左传》刘歆伪作说，推阐得淋漓尽致，其《新学伪经考》又一次掀起了向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典进攻的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