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淇曾撰《左传旧疏考正》八卷，目的在于探索《左传正义》中唐人义疏对六朝旧疏的继承关系。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撰写目的，就是搜集包括贾、服在内的汉人旧注为基础，重新构建一部新的《左传》注疏体系，借以取代被清儒批驳得“满目疮痍”的杜注孔疏。该书是刘文淇、其子刘毓菘以及刘毓菘之子刘寿曾等三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乾嘉学派《左传》研究的集大成者。
1.缘起。道光八年，刘文淇与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同赴南京应省试，六人谈到经文旧疏令人不满，便相互约定要重新写定新疏。刘宝楠撰写《论语》经，柳兴恩分任《谷梁传》，陈立任《公羊传》，刘文淇则治《左传》，后来刘宝楠的《论语正义》、柳兴恩的《谷梁春秋大义述》、陈立的《公羊义疏》都成为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义疏，而刘文淇的《左传》疏则迟迟未能完成。至于刘文淇决心撰写一部新的《左传》旧注义疏的意图，在给沈钦韩的信件中就明确表露过，他说：
窃叹《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先生披云拨雾，令从学之士复睹白日，其功盛矣。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贾服旧说。洪稚存太史《左传诂》一书，于杜氏勦袭贾服者，条举件系，杜氏已莫能掩其丑，然犹苦未全。文淇检阅韦昭《国语》注，其为杜氏所袭取者，正复不少。夫韦氏之注，除自出己意者，余皆贾、服、郑唐旧说，杜氏掩取赃证颇多。窃不自量，思为《左氏疏证》。[3]
该书材料搜罗宏富，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仅搜集贾、服二人《左传》旧注，并只对所搜集的贾、服的旧注作疏证，而刘氏所搜集的贾、服材料不仅比李氏多，还包括刘歆、郑众、郑玄、许慎、杜林等汉人旧注，而且对没有贾、服旧注的《左传》文字，若是认为有必要疏证，也广泛搜集古代文献中的汉魏旧注加以训释。所以，刘氏的很多“疏证”是在没有旧注的情况下直接对传文的注释。
2.体例。此书的疏证体例是与唐人《左传正义》极为相同的，每条传文下有注有疏，“注”部分包括贾、服古注和其他如刘歆、郑玄等汉人旧注，“疏证”下则广泛引用汉唐旧注以及大量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引申或者补充旧注的不足。例如对沈钦韩的《左氏传补注》，该书的疏证就“十取其六”，“其顾（炎武）、惠（栋）《补注》，及王怀祖、王伯申、焦礼堂诸君子说有可采，咸与登列，皆显其姓氏，以矫元凯、冲远袭取之失。末始下己意，定其从违”。实际上刘氏所征引的清代学者的成果远不止上述学者，今仅对从僖公二十四年至三十年的六年间所做的统计，所引用的其他学者还有毛奇龄、阎若璩、和焯、孔广森、段玉裁、武亿、朱骏声、王鸣盛、陈奂、阮元、张惠言、李富孙、马宗琏、江永、程瑶田、洪亮吉、李贻德、黄承吉、俞樾等二十多人。在论述该书的具体注疏体例时，刘氏说：
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贾、服、郑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勦袭者表明之。其袭用韦氏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皆《左氏》一家之学。又如《周礼》《礼记》疏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以为注，而为之申明。[4]
例如隐公元年传文记述郑伯克段于鄢事件始末，其中有一段文字，“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等文句。刘氏所辑佚的汉人服注：“滋，益也；蔓，莚也。谓无使其益延长也。”服虔的旧注仅有两个字，刘氏的新疏却多而广泛，他继续疏证道：
《广雅·释诂》：“焉，安也。”《吕氏春秋》“怀宠。求索无厌”，高注：“厌，足也。”《一切经音义》二引《三苍》：“所，处也。”杜注：“不如早为之所。”云使得其所宜殆为不辞。顾炎武补注云：“言及今制之”，是也。《说文》：“滋，益也。曼，引也。”《诗·閟宫》：“孔曼且硕”传：“曼，延。”是正字。服注：“蔓，延。”及“野有蔓草”传：“蔓，延也。”是假借字。《说文》：“蔓，葛属。”《常棣》：“是究是图”传：“图，谋也。”《说文》：“图画计难也。从圖，圖，难意也。”《曲礼》：“驰道不除。”注：“除，治也。”《斯干》：“风雨攸除”，《释文》：“除，去也。”
刘氏除了引经据典对服注的两个字“滋”“蔓”疏通外，还对其他五个字“厌”“除”“图”“所”“焉”也不厌其烦地加以疏证，同时也对杜注的错误加以驳正，做到言言有据，清代汉学家的治学风格在刘文淇的注疏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今核其疏证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直接对无旧注的《左传》经传文字给予注解。如隐元年经“祭伯来”，刘氏直接下
：《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曰。”韦注：“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杜注：“祭伯，诸侯为王卿士者。”（杜）盖用韦说。又如“齐陈郑皆有贿，故遂相宋公”，
：杜无注，疏亦未解“相”字。按《宋世家》：“庄公元年，华督为相”，是相宋公指华督言。自攻孔氏至此，皆叙华督之事，其行贿惧讨且求位也。
二是有汉魏旧注者，便首先用方框框起“注”字，之后为“某某云”，然后列旧注于该名字之下，最后用双行小字标明旧注出处。若是有两条旧注时，便分别列举之。如桓公五年“大雩”，
：贾云：言大，别山川之雩。盖以诸侯雩山川，鲁得雩上帝，故称大。（出处：本疏、《谷梁》疏略同）服云：大雩，夏祭之名。（出处：《续汉书·礼仪志》）雩，远也，远为百谷所膏雨。言大，别山川之雩也。（出处：《月令》疏）一说“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出处：《礼仪志》）
三是对文字的校勘。如校异文，桓六年传“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在疏证中，刘氏对异文“寔”“实”进行校勘兼考证道：“寔”当作“实”。杜注云：变言寔来。宋本“寔”作“实”，盖不知《正义》用杜本而改之。又如校勘“脱字”，传文“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疏证：惠栋云：唐石经“虽然郑亡云”。按碑是唐后改定，必有所据。严可均云：“各本脱‘虽’。”
四是对杜注的纠驳。如隐三年传“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对于杜注所谓“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盖芟践之”的注解，刘氏先引本朝洪亮吉观点“四月及秋皆举夏令而言”，然后断定“杜注非也”。又如隐三年传“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其子飨之”，谥法：“圣善曰宣。”“飨”与“享”同。《晋语》“享一名于此”，注：“享，受也。”哀十五年传“其使终飨之”，杜注亦训“受”。杜此注云“命出于义”，疏云：“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贤，必以义理不弃其子。今穆公方卒，令孔父以义事而立殇公，是穆公命立殇公，出于仁义之中，故杜云命出于义也。”文淇按《宋世家》“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是用《左氏》之说。谓立其弟以成义，则是宣公之立穆公为义，命谓天命。杜注非。对杜注的纠驳涉及地理方面的也不少，如隐八年经“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杜注“瓦屋”为周地名。为此刘氏驳曰：(www.xing528.com)
沈钦韩云：“《一统志》‘瓦屋头集在大名府清丰县东三十五里，或谓盟于瓦屋即此’。《纪要》‘瓦岗在滑县东’。《水经注》‘濮渠东经滑台城南，又东南经瓦亭南，当是此瓦屋’。”杜预谓周地，非也。
五是对孔疏的的纠驳。如桓公二年传“是以清庙茅屋”，贾逵注曰：“肃然清静谓之清庙。”……疏云：“《冬官·考工记》有葺屋、瓦屋，则屋之覆盖，或草或瓦。传言清庙茅庙，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无他文，得有茅者，以茅饰之而已，非谓多用其茅，总为覆盖。犹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属，示其存古耳。”刘文淇按：
《北史·宇文恺传》：“恺议明堂。”引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籍茅，以存古制。”是古制清庙用茅覆屋，疏说非。
六是刘氏在疏证中发明杜注承袭前人成果。如桓二年传文“是以清庙茅屋”，贾逵注曰：“肃然清静谓之清庙。”（出处：《诗》疏）疏证：
杜注清庙用贾说。《诗·清庙》笺云：“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疏云：贾逵《左传》注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郑不然者，以书传说清庙之义云，于穆清庙，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泽。尊在庙中，尝见文王者，愀然如复见文王。说清庙而言功德，则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静之名也。庙者，人所不舍，虽非文王，孰不清静，何独文王之庙显清静之名。以此，故不从贾氏之说也。本疏又云，象尊之貌，享祭之所，严其舍宇。简其出入，其处肃然清静，故称清庙。《诗·颂·清庙》者，祀文王之歌，故郑玄以文王解之。此则广指诸庙，非独文王，故以清静解之。此疑为旧疏，先儒或有以文王说清庙者，故疏申贾义也。杜注“茅屋”云：以茅饰室，著俭也。《御览》五百卅一引“室”作“屋”，或贾注亦说茅屋，杜袭之。
3.史料征引广泛。刘文淇在疏证经传过程中所征引的材料十分丰富，涵盖经、史、子、集。据不完全统计超过四十五种，如小学类的《尔雅》《说文》《释名》《仓颉篇》《字林》《广雅》等，经传类的如《诗经》《礼记》《曲礼》《仪礼》《周礼》《尚书》等注解，历史类如《国语》《史记集解》《汉书》《后汉书》《隋书》等注解，子类有《淮南子》等。另外，还有《风俗通》《太平御览》《颜氏家训》等有关类书。所引用的地理类书籍则更多，如《水经注》《郡国志》《一统志》《方舆纪要》等。此外，刘氏还借鉴了本朝二十多位有关学者如顾炎武、惠栋、沈钦韩、焦循、臧寿恭、王念孙、陈树华、洪亮吉及李贻德等《左传》研究成果，在其疏证中皆分别显其姓氏，表现出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
4.学术评价。刘氏彻底摆脱了杜注孔疏的体系而自立新的注疏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是建立在汉人旧注以及其他学者旧有注疏基础上的“新”的注疏体系。杜注的合理成分也被刘氏所继承，只是降格为新疏的一部分。这部新的疏证体系是刘氏在乾嘉学派彻底否定杜注孔疏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前人以及清代学者研究成果而完成的，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详尽精审、材料最丰备、考据最精密的《左传》学疏证著作。然而，这部总文字达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刘文淇耗费四十多年的心血也没能完成，晚年仅写成《疏证》一卷而殁，其子刘毓崧欲竟其业也未果而终，其孙刘寿曾发愤继承二代遗志，完成该书，也仅写至襄公四年就去世，令学界叹惋。
【注释】
[1]（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第62页。
[2]徐士芬：《李次白传》，《续碑传集》卷六十七，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3]（清）刘文淇：《与沈小宛先生书》，《清溪旧屋文集》卷三，光绪九年刻本。
[4]（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修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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